近日，死刑存廢再次引起廣大的討論，無論你的立場為何，我相信，共同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們，都共同為小燈泡感到哀傷，也都祈求司法，能夠公平公正的審判，還給社會一個公道，不讓純真的生命，白白逝去。
筆者經由這次事件，才初次了解有關於死刑的相關論辯，也相繼接觸了「台灣廢除死刑聯盟」及「白玫瑰社會關懷協會」，仔細看過雙方所提出的論點後，希望透過這篇文章，讓大眾先共同放下立場，一起思考以下幾個問題。
一、何謂公平正義？
在談「公平」、「正義」前，我們必須先了解，國家存在的目的。
在傳統政治哲學的思維裡面，當國家不存在時，人們會回歸到「自然狀態」，每個人擁有差不多的權力（power），而若又假設人皆有理性，人人可控制自己的行為，是要乖乖與他人共同合作、盡守本分，抑或是作奸犯科，決定權都在自己身上。根據古典的公益理論，人類往往會優先追求個人的私利，因此，若沒有國家體制的存在，每個人的最佳選擇，理應都是姦殺擄掠、偷搶拐騙。這也是為何我們必須仰賴「社會契約論」，將個人的權力交給政府，放棄自然權力，以換取國家的保護。
所以，生活在21世紀的現在，台灣成為第一個華人社會的民主國家，我們成為一個「法治國家」而非「人治國家」，我們將人與人間的糾紛，倚賴公正的司法單位做成判決，以期落實公平正義，少數人的權益不因此被剝奪。
但，在這次的女童割頸案爆發後，許多藝人紛紛跳出來，認為台灣應效法新加坡，開始實行鞭刑，有人提倡要實行連坐法，殺人兇手的父母也要連同嫌犯共同背負起社會責任。而也有藍委提案，要求殺12歲以下孩童者，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甚至出現企業大老，拍桌怒嗆：「要是我，一個星期就槍決」的影片轉發。筆者深深認同大家悲憤的情緒，但對於此種不理性的態度，深深不能認同，也絕對無法認可此種自認「正義」的行為。
二、一星期就槍決？
無論嫌犯的嫌疑多麼重大或罪證確鑿，都不該隨意更動既有的司法程序，在法院判決確定前，都只能稱其為「犯罪嫌疑人」，而也必須透過蒐證、偵查、判決等基本程序後，才能處決死刑。如今，若一星期就槍決，正是國家不文明的象徵，也代表國家公權力的駝鳥心態，一昧的認為死刑能夠一筆勾銷所有的社會問題，以執行死刑來平息民眾的憤怒，卻不深一層的去思考，該如何解決社會安全、福利政策，或究竟是何種原因，逼得兇手必須冒著被判決的危險，犯下重刑？台灣曾有一段數年不曾執行死刑的期間，犯罪率卻穩定下降，而國外的學術論文也指出，死刑並沒有辦法有效遏止犯罪率的下降。
不去面對問題的根本，卻只是草率的處死刑犯，不但無法解決隨機殺人案的發生，甚至可能造成許多不必要的冤獄。
三、罪證確鑿？
我們必須非常小心的看待「罪證確鑿」這四個字，往往在重大刑事案件發生後，社會上總是出現群眾意識高漲，加上媒體的情緒性渲染，要求執行死刑。如同鄭性澤一案，他仍被列在死囚名單之一，但事後發現警察取證有重大的疏失、檢察官的證據並不齊全，法官也以「有罪推定」的方式來進行判決，使得鄭性澤一案引起諸多人權團體的關注。
冤案往往是廢死聯盟堅持廢除死刑的重要原因，許多犯罪嫌疑人往往受不了刑求而吐出的自白，而成了槍下冤魂，江國慶的命，蘇建和、劉秉郎等數年的歲月，也都一去不復返了。冤案在世界各地每天都在上演，前些年才獲判無罪的徐自強一案，歷經二十年的奮鬥，大法官釋字582號解釋、更九審，終於獲判無罪，當年的罪證確鑿，從今日的眼光，卻看死如此可笑？
最後，筆者認為許多事情並不能只看單一面向，我們應該仔細檢視一個殺人犯，他整個生命歷程中，到底經歷些什麼事？承擔著怎樣的壓力？這個社會的結構是不是哪裡出了問題？而不是每當碰到刑案，就開始高喊唯一死刑，死刑並不一定是正義，而大聲宣揚或許也不能弭平傷痛。
我們一同再為小燈泡的死，獻上最沉重的哀悼，也為台灣司法的未來，一齊努力。
＊作者為花蓮高中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