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抗戰勝利之初，於華南地區活動的英軍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 Group）不惜與效忠中共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合作，也要阻止張發奎將軍指揮的國軍第2方面軍進入香港。只不過接替羅斯福出任總統的杜魯門（Harry S. Truman）沒有延續羅斯福的反殖政策，香港與九龍才沒有馬上在戰後回歸中國。
由此可見，建立戰後亞太新秩序，才是羅斯福堅決支持中國成為世界「四強」的原因。這當中確實有羅斯福基於現實政治利益的權謀考量，但卻也不能否認他背後高貴的理想主義精神：「4億2,500萬人民的中國注定將成為遠東的強國，成為我們完成偉大事業必不可少的幫手。」
可惜這些崇高的理想，都因為羅斯福總統無視美國無力同時對蘇聯、英國還有中國提供同等的軍事支持，還有高估中華民國國軍抵抗能力等現實因素，最後不得不付諸東流。國軍無力抵抗日軍的「一號作戰」，更是促成了蘇聯將軍力投射到亞洲，並協助中共、北韓以及北越建立紅色政權的關鍵因素。
最後不只海峽兩岸因為國共內戰走向分治，就連美軍本身也為了遏止共產主義蔓延，在韓戰與越戰中付出了重大犧牲。種種結果，都讓美國與中華民國沒有辦法享受到羅斯福與蔣中正所希望看到的戰後局勢。反而是中國共產黨奪得了所有成果，進而成為了擁有足夠政軍實力挑戰美國的亞洲強權。
在這裡，我們還是要肯定當年國軍將士們的犧牲奉獻，讓兩岸的中國人擺脫了19世紀以來遭受列強殖民瓜分的地位。雖然包括聯合國席位在內，諸多的二戰勝利果實已經為中共奪去，但至少台灣與澎湖還在中華民國手中，這也凸顯了參戰各國對當年的國民政府還存在一定程度的肯定。
否則2015年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的時候，馬英九政府不會有能力同時把羅斯福、杜魯門與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等三位美國二戰領袖的後人請到台灣來。更何況艾森豪總統在二戰時是歐洲戰場的盟軍最高統帥，與中國戰場沒有太直接的關係。
肯定完中華民國的貢獻後，下一篇文章我們要討論的是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作用。中共有沒有資格被稱為抗戰的「中流砥柱」？如果有，那是為什麼？若沒有，又是因為什麼？敬請各位讀者期待，筆者下一篇沈思亞洲太平洋戰場的文章。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本文為「沈思亞洲太平洋戰爭」系列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