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劍虹觀點：二戰之後，中華民國何以成為四強？

上一篇文章，我們討論了亞洲太平洋戰爭的本質，讓讀者們瞭解日本並沒有把中國當成「敵國」的事實。那麼中國既然不是日本的「敵國」，又如何在二戰結束之後搖身一變成為世界四強，甚至得以在美國的協助下收復於1895年割讓出去的失土台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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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1年到1945年這段時間，軸心國與同盟國也分別承認南京與重慶的國民政府為代表自己陣營的中國合法政權。由於日本與美國都需要中國，這種兩大交戰陣營同時承認國民政府為「盟國」的情況，也就沒有什麼好奇怪的了。大陸歷史學者袁騰飛還曾為此表示，這樣的局面已經讓中國無法成為二戰的戰敗國。

那麼站在同盟國的角度上來看，何以中華民國能夠成為戰勝國？難道包括台灣與南海主權，還有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大常任理事國的地位，都是盟國平白無故送給中國的嗎？這一切當然沒有那麼簡單，關於這個題目，我們要從軍事、政治還有戰後局勢三個層面考慮，才能得到完整的解答。

中華民國的軍事貢獻

羅斯福曾告訴自己當陸戰隊上尉的兒子詹姆士（James Roosevelt）：「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他們並且可以一直衝向中東。」

如果光是從牽制日軍的角度來看，中國確實是做到了，因為蔣中正從頭到尾沒有像日本人投降，沒有停止抵抗。但是如果從純粹的軍事觀點出發，那麼中國所發揮的效益即便不算不及格，確實也沒有讓盟軍滿意。原因是國軍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採取的都是消極防禦的姿態。

尤其是在進入1944年以後，盟軍在歐洲與太平洋戰場上都進入全面反攻的態勢下，國軍卻在日軍發動的「一號作戰」攻勢中丟盔棄甲。這次的失敗，讓羅斯福認清了中國沒有辦法在軍事上扮演積極角色的事實，進而於1945年2月的雅爾達會議（Yalta Conference）中做出出賣中國權益，換取蘇聯紅軍參戰的決定。

本來中國作為B-29超級空中堡壘轟炸機基地，對日本本土實施戰略轟炸的計劃，也在1945年1月被迫結束。因為以成都為前進基地的B-29轟炸機，能攻擊到的最遠目標僅為九州，並沒有辦法對日本本土更重要的目標，如本州實施戰略轟炸。

所以以印度還有中國為基地，以B-29為主力對九州、滿洲國、台灣、泰國還有蘇門答臘等目標實施轟炸的第20轟炸機司令部，於1945年初被調往太平洋的馬里亞納群島。自此以後，就連支援B-29轟炸日本的角色都不再是由中國扮演了。

假若國軍擋下日本「一號作戰」的攻勢，並且從日軍手中奪回浙江衢州機場等戰略要地的話，那麼中國能發揮的軍事效益會比歷史上發揮的還要大。當然中國在地面反攻方面的作用如此有限，實在不能單獨怪罪蔣中正與國軍將領們的「消極抗戰」。

畢竟許多羅斯福在太平洋戰爭之初，答應給中國的承諾並沒有兌現。這並不是美國無意兌現，而是羅斯福沒有料到美國在客觀上無法實現他給蔣中正的承諾。美國在太平洋抵禦日本軍國主義的同時，還必須要在歐洲對抗納粹德國，要支援的盟國可不是只有中國。

更何況滇緬公路已經落入日軍手中，美國也不具備客觀條件向中國提供除飛機與輕型武器之外的更多裝備。光依靠駝峰航線，根本上沒法將戰車等重武器運到中國。同時還有剛愎自用的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刻意將許多供應給中國戰場的武器囤積於印度，投入他印緬戰場的反攻計劃。

史迪威是一個政治白癡，他要求蔣中正交出軍隊指揮權，還有在打仗的同時強迫中國進行改革的行為，確實是相當的不合時宜。但是從客觀角度來看，這場由史迪威指揮的滇緬大反攻，反而讓在抗戰末期呈現兵敗如山倒的國軍，藉由殲滅兩個師團的日軍贏回一些在「一號作戰」中失去的顏面。

更何況中印公路的打通，確實也讓中國陸軍有了得到更多美援物資的機會。所以中國遠征軍與中國駐印軍的勝利，還是相當值得中華民國國民感到驕傲，畢竟這讓國軍不至於在軍事上擊敗日本的過程中毫無表現。可是要與美軍發揮的決定性貢獻相比，國軍實在還是相差甚遠。

抗戰末期的國軍，雖然不至於像法國那麼不堪，但最多只能達到自由波蘭的級別而已。自由波蘭部隊固然參加了卡西諾戰役（Battle of Monte Cassino）以及反攻諾曼第等諸多西線戰場的重大戰役，但是他們不是擊敗納粹德國的主力，而且也沒有打回自己的祖國。

中華民國的政治貢獻

關於國軍在軍事上的貢獻，直到今天在學界裡都還有許多爭議。甚至還有一些軍事專家認為，即便沒有國軍的堅決抵抗，日軍也缺乏足夠的海上運輸能力把這100萬日軍送往澳洲。可如果撇開澳洲，從羅斯福提到的另外一個大英國協會員國印度的角度來看，情況可就不一樣了。

而且如果把軍事層面拉高到政治層面的話，那麼中華民國的地位就只能夠用「不可取代」這四個字來形容。尤其是在1942年到1943年這段時間，美軍在太平洋戰場上呈守勢狀態的這個階段，中國發揮的政治作用更是重要。因為無論是美國還是英國，都需要中國這個盟友來制衡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宣傳。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初，日軍高喊的「亞洲是黃種人的亞洲」之口號，其實相當吸引百年來接受歐洲人殖民統治的東南亞人民。除了已經得到美國允許，將於1946年取得獨立國家地位的菲律賓外，所有接受英國與荷蘭殖民的東南亞民眾對日軍都非常歡迎。

甚至日軍在進攻香港的過程中，都還得到許多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華人民族主義者配合。如果連天生排斥日本人的中國人，都有部份受到「大亞洲主義」的選擇協助日軍對抗英美，更何況是向來就討厭英國的印度人、馬來人、印尼人以及泰國人了。

尤其是曾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出動大量人力保衛大英國協，但是卻始終得不到英國人平等相待的印度人，更因為本身與日本沒有任何仇恨，而把日軍當「解放者」看待。比方說親日派的印度獨立領袖鮑斯（Subhash Chandra Bose），就號召到50,000人參加他指揮的印度國民軍，配合日軍作戰。

包括甘地（Mohandas Gandhi）在內，其他的獨立運動人士也不太願意配合英軍的戰爭動員。假若他們選擇抵制，甚至於配合日軍對抗同盟國，那對太平洋戰爭初期兵敗如山倒的英國人而言，將會出現災難性的後果。光是要如何穩住印度，中國的作用就絕對不可輕忽。

中國與印度一樣，是自19世紀以來就遭受西方列強侵略的亞洲古老大國。推動朝貢體系千年來的經驗，也讓中國對包括印度在內的亞洲周邊國家殘存著許多政治影響力。更何況日本對待中國的侵略行為，比起殖民印度的英國而言實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上述所有因素，都賦予了蔣中正比邱吉爾還要多的道德正當性，去遊說甘地等印度領袖不要與日本合作。蔣中正在1942年2月對印度的訪問，雖然因為表達了對獨立運動的支持得罪了邱吉爾，但是這個舉動還是說服了甘地至少不要對英軍抵抗日軍的行動進行抵制。

試想蔣中正如果在1942年做出不一樣的選擇，非但不遊說甘地暫停抵抗英國，而且還選擇與日本合作，同汪精衛政權一起加入「大東亞共榮圈」的話，會對同盟國於亞洲太平洋戰場的局面產生多不利的影響。因為中國與印度，無論從哪個時代的觀點出發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

依照日本帝國海軍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的評估，日軍在對珍珠港實施偷襲以後，有長達18個月的時間能夠鞏固亞洲大陸防線。假若能鞏固從東南亞取得的戰果，並遊說國民政府與日軍合作的話，日本就能把亞洲大陸建設成一個美軍所無法突破的戰略堡壘。

假若蔣中正真的如日軍所願加入「大東亞共榮圈」，那麼中國與印度的人力還有天然資源，都可以為日本所盡情發揮使用。羅斯福總統關於日軍與德軍在中東會師的擔憂，就極有可能發展成為事實。或許這是何以在1942年2月到1943年11月間，美國如此需要中國的一個關鍵因素。

除了「畫大餅」般的給了國府許多不切實際的承諾外，羅斯福總統想方設法的讓中華民國留在同盟國陣營內，並硬是強迫英國與美國一起同重慶方面簽署了《平等新約》，目的就是要中國人不要再認為西方國家都只是想在亞洲搞殖民主義。

美國國內當時呼喊最大聲的口號，則莫過於「讓中國繼續抗戰」（Keep China in the War）。在美國維吉尼亞大學任教的劉曉原教授，如此描述了戰時的中美同盟關係：「中國是太平洋戰爭中唯一的亞洲國家，對西方盟國同日本在『種族』問題上進行意識形態鬥爭至關緊要。」

所以如果我們把中國在政治上的角色，與軍事上的貢獻連在一起來看抗戰全局的話，就可以知道中華民國發揮的作用已超越自由波蘭，而且不會輸給大英帝國這個即將瓦解的「日不落國」了。但是抵制日本「大東亞共榮圈」，還不是羅斯福硬是把中國提升為世界四強的頭號原因。

建立中美共管的亞太新秩序

雖然在去世以前，羅斯福總統曾經犯了將蘇聯紅軍勢力引入東北的重大政治錯誤，但整體而言他還是美國歷史上最有遠見的戰略家。早在美軍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他就已經把抵禦蘇聯赤化還有瓦解大英帝國視為戰後美國重新建立亞太秩序的重要手段。

換言之，雖然英國是美國抵抗軸心國勢力的頭號盟友，但是反帝國主義思想濃厚的羅斯福總統，並不打算要讓大英帝國存續下去。而數千年來對亞洲周邊國家有龐大影響力，但同時卻又缺乏實力，尤其是海空軍實力與美國對抗的中華民國，就被羅斯福視為對付蘇聯及牽制英國的夥伴。

這有能夠解數，為什麼當羅斯福力排眾議，將中華民國的地位提昇到「世界四強」，並邀請蔣中正出席開羅會議的時候，遭到邱吉爾的白眼。由於英國迫切需要美援，邱吉爾給了羅斯福面子出席了這場「三巨頭會議」，然而史達林（Joseph Stalin）卻難掩對國民政府的鄙視，拒絕前往開羅與蔣中正會晤。

所以最後的結果，是羅斯福與邱吉爾還要再前往伊朗德黑蘭，與史達林做另外一次會議。套一句劉曉原教授所講，這裡我們不難發現中華民國的「四強」地位其實是美國送給中國的一份「禮物」，並沒有得到英國還有蘇聯等其他參戰盟國的肯定。

或許這也能解釋，為什麼國軍拋頭顱灑熱血所做出的抗日貢獻，如今美國的二戰相關博物館還有所提及，但是在英國及俄羅斯則是完全看不到。對邱吉爾與史達林來講，蔣中正不過就是羅斯福扶植起來在戰後對付自己的一個「洋基走狗」而已，難以與自己並列為世界上的「四巨頭」。

確實，二戰時的中華民國不具備被稱為強國的國力，但是說中國沒有成為強國的潛能，卻也絕對不是事實。伴隨著日本戰敗的跡象暴露無遺，許多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初選擇與日本合作的東南亞民族，都開始透過國民政府恢復與英美盟軍的聯繫。

自19世紀以來，靠靈活外交手段維持獨立國家地位的泰王國，是太平洋戰爭之初日本在東南亞最可靠的盟友。主張大泰民族主義的泰國軍人政權，還以雲南西雙版納地區以及英屬馬來亞吉打州、玻璃市州、吉蘭丹州和登嘉樓州有大量傣族居民為理由，出兵協助日軍打擊英軍以及中國遠征軍。

現居台中，高齡104歲的王耀武先生，就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西雙版納地區與泰國軍隊對抗的國軍93師老兵。據他回憶，中泰雙方的敵對關係在1943年以後便開始緩和。許多來自泰國政府或軍方的代表，甚至還會先在他們的防區換上國軍制服以後，再前往重慶與英美盟軍接觸。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中華民國不斷的在東亞周邊國家發揮影響。如果再加上國民政府一直暗中援助的朝鮮與越南獨立運動人士的話，那麼中國是完全有可能在美國協助下，取代日本成為東亞的第一大國。假若這個由羅斯福構思的藍圖真的實現，戰後的中國不會有共產黨崛起的機會。

自知海空軍實力不如美國的蔣中正，也在日記中迎合羅斯福的構想，強調中國不與美國對抗：「1. 以大陸為國防之基礎；2. 西北為國防之重心，故對海防與海軍應取守勢，並與美國 共同合作，且避免與美有軍備競爭之趨向。以我為大陸國，發展方向不在海上， 而且亦不能與之競爭，亦無競爭之必要也。」

戰後美國協助中華民國海軍接收南沙群島，必然也是從同樣的思維出發。或許中華民國海軍無力以美國提供的八艘軍艦抗衡英國皇家海軍，但羅斯福總統深知東南亞華僑的政經影響力，還有他們在二戰期間對祖國展現的強烈忠誠。假若戰後沒有大陸的淪陷，想必整個東南亞的政治格局會全面改寫。

如此發展，勢必不是蘇聯與英國所樂見。蔣中正的反共抗俄思想，筆者不需要在這裡解釋，而從羅斯福總統對香港問題的立場來看，就可以知道戰爭結束以前的美國與英國是有多麼的不對盤。至少站在羅斯福的立場來看，他是堅決認為英國應該在日本投降以後，把香港與九龍還給中華民國的。

因此抗戰勝利之初，於華南地區活動的英軍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 Group）不惜與效忠中共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合作，也要阻止張發奎將軍指揮的國軍第2方面軍進入香港。只不過接替羅斯福出任總統的杜魯門（Harry S. Truman）沒有延續羅斯福的反殖政策，香港與九龍才沒有馬上在戰後回歸中國。

由此可見，建立戰後亞太新秩序，才是羅斯福堅決支持中國成為世界「四強」的原因。這當中確實有羅斯福基於現實政治利益的權謀考量，但卻也不能否認他背後高貴的理想主義精神：「4億2,500萬人民的中國注定將成為遠東的強國，成為我們完成偉大事業必不可少的幫手。」

可惜這些崇高的理想，都因為羅斯福總統無視美國無力同時對蘇聯、英國還有中國提供同等的軍事支持，還有高估中華民國國軍抵抗能力等現實因素，最後不得不付諸東流。國軍無力抵抗日軍的「一號作戰」，更是促成了蘇聯將軍力投射到亞洲，並協助中共、北韓以及北越建立紅色政權的關鍵因素。

最後不只海峽兩岸因為國共內戰走向分治，就連美軍本身也為了遏止共產主義蔓延，在韓戰與越戰中付出了重大犧牲。種種結果，都讓美國與中華民國沒有辦法享受到羅斯福與蔣中正所希望看到的戰後局勢。反而是中國共產黨奪得了所有成果，進而成為了擁有足夠政軍實力挑戰美國的亞洲強權。

在這裡，我們還是要肯定當年國軍將士們的犧牲奉獻，讓兩岸的中國人擺脫了19世紀以來遭受列強殖民瓜分的地位。雖然包括聯合國席位在內，諸多的二戰勝利果實已經為中共奪去，但至少台灣與澎湖還在中華民國手中，這也凸顯了參戰各國對當年的國民政府還存在一定程度的肯定。

否則2015年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的時候，馬英九政府不會有能力同時把羅斯福、杜魯門與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等三位美國二戰領袖的後人請到台灣來。更何況艾森豪總統在二戰時是歐洲戰場的盟軍最高統帥，與中國戰場沒有太直接的關係。

肯定完中華民國的貢獻後，下一篇文章我們要討論的是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作用。中共有沒有資格被稱為抗戰的「中流砥柱」？如果有，那是為什麼？若沒有，又是因為什麼？敬請各位讀者期待，筆者下一篇沈思亞洲太平洋戰場的文章。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本文為「沈思亞洲太平洋戰爭」系列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