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貽琦在歷史上是無人能比，蔣夢麟、蔡元培也不能比。」談起當年獨撐大局、統合起西南聯大的前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作家岳南的語氣裡充滿感佩，寫過民初大師在烽火下的抉擇後，他將視野收攏，聚焦在梅貽琦身上，寫就《大學與大師》，要讓這位已故君子的風骨再現塵寰，畢竟，「兩岸也沒人知道梅貽琦了，大陸不用說，打壓他，台灣也沒多少人知道了。」
岳南是中國知名作家，涉獵題材從早年的考古紀實，到近年聚焦於清末民初的知識份子，寫過小說，也寫過人物傳記，描繪過傅斯年、陳寅恪等人往事，下筆旁徵博引、資料考究鉅細靡遺，號稱「歷史紀實文學第一人」，而在這位第一人眼裡的第一人，便是梅貽琦。
梅貽琦憑「一席話」，成清華任期最長校長
梅貽琦生於清代光緒年間，年少有為，是第一批赴美留學生，在美修習電機工程後，返國於清華學堂任教。1931年，在清華師生抗拒政府干預學術，一連換了10位校長之後，梅貽琦臨危授命、走馬上任清華校長；初來乍到的他，靠著一席：「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發言，讓清華師生眼睛為之一亮，繼而博得全校認同，成為任期最長的校長。
而後抗戰爆發，一線學術機關紛紛遷往西南之際，在梅貽琦的斡旋下，清華、北京、南開3校組成西南聯合大學，於抗戰期間培養出堅實的學術能量；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後，梅貽琦則於1955年設立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也就是清華大學的前身，在新竹種下學術種子，迄今清華校內，仍有「梅園」紀念這位大師。
《大學與大師》問世的契機，要回到2011年，在寫就《南渡北歸》後，台灣清華大學邀請岳南當駐校作家，並問他能否以梅貽琦為主軸創作，而其實，這在《南渡北歸》中，早就有伏筆。
「處處是清華人、處處是清華事。」岳南引用《南渡北歸》的文句，表示這套書基本上，就是以清華為主，在他描繪的西南聯大文人裡， 南開大學有2人、北京大學5個人，清華大學則有7人，「大師最多、人才最多、錢最多、 勢力最強，清華就覺得我又有人又有槍有砲，為何要跟其他兩個窮光蛋合作？」岳南並談到，西南聯大之所以能夠聯合起來，就是梅貽琦的功勞，梅校長最初的理念很單純：「在抗戰下，如果連有學問的人都不能聯合起來，還有什麼能成的？」
岳南並談到，於是這個狀態下，梅貽琦嘗試過很多方法，對北大、南開特別照顧，後來兩校卻又說要分開，儘管同意，但梅始終認為，就此分開的話，無法跟國人交代，於是極力挽回，像是對北大，就從清華拿了50萬元過去，才把北大安撫下來。
梅貽琦資料蒐集難 岳南考據不懈終完成傳記
前作早有脈絡，再碰上清華駐校，《大學與大師》的醞釀逐漸成熟，岳南於是開始蒐集資料，卻讓他「很頭大」；剛開始時，他手上的材料只有梅貽琦的兩本日記，裡頭寫得特別簡單，記錄幾點起床、幾點睡覺、有沒有喝酒、有沒有喝醉、 打牌打幾圈、輸贏多少錢，「發現他輸得比贏得多，每天都喝酒，一喝就喝醉。」
眾所皆知，梅貽琦嗜酒，彼時學界對他有「酒神」之譽。岳南提到，他一次就可以喝40杯白乾，每次都是一口乾，乾了就醉，甚至清華校慶時，小孩跟他致意，對方喝汽水，梅貽琦也照樣拿酒乾了，為的是禮節要完整；重視禮節不說，梅貽琦還很親民，當校長時，都會跟學生喝酒，喝到要給學生牽回家，「他說不管你當官當多少、大還是小、窮還是富，只要你是清華的，我就認你培養你，這就是梅貽琦的人格。」岳南直嘆，厚德載物，正是清華校訓。
當然日記裡頭，還有關於情感的蛛絲馬跡，岳南透露，他考察出來，當時梅貽琦有個情人，是一個湖南長沙的女孩，在此梅貽琦也有浪漫的一面，曾從昆明摘了玫瑰花，寄到長沙，但畢竟也只有蛛絲馬跡，岳南原來想挖掘看看，是否有如徐志摩、林徽因這樣的愛情故事，還是沒找到。
諸般細節即便有趣，但要寫成傳記，也未免太勉強，岳南當時對此苦惱萬分，「別人說，就是個差事，寫一寫就了事，但我覺得一定要搞好！」他接著往北大、清華找，過去的報紙也成為素材， 更找到當時清華國學研究院院長吳宓的日記，從裡頭談到的相關事蹟，終於拼出更完整樣貌，打下傳記中期的框架。
而後進入西南聯大時期，資料豐富，不用太煩惱，岳南的困擾則變成1931年以前，梅貽琦尚未出任校長的時期；1911到1931年間，清華在師生反對政府勢力介入下，來來去去換過10位校長，「有的當4年，有的3個月，有的1天，有的當幾個小時，老師也鬧、學生也鬧，都被鬧下來，但梅貽琦當了之後 ，就不搗亂了。」
岳南認為，清華學堂、清華學校到國立清華大學是一脈相承，這段往事不能不寫，不寫看不出梅貽琦穩住清華的「牛」，於是也放入書中，然而畢竟此時梅貽琦的戲份還沒登場，出版社編輯一度希望能刪掉，避免篇幅過長，好在後來在清華大學協助下，還是成功說服出版社，鉅細靡遺地收羅這段歷史，全書考究之辛勞、架構之完整，則讓岳南直呼：「這個書確實是寫出了我的心血。」
「價值觀相同的人都到台灣了，梅貽琦不可能留下來」
從《南渡北歸》裡，寫民初學者身處歷史的分歧點，一派留在中國故土，並隨共產黨到北平，另一派則遠渡重洋來到台灣，再到《大學與大師》聚焦於一人行蹤，岳南說，當時頭腦清楚的，如傅斯年、李濟都知道要離開，而只有本質上不想變動的才會留下來，至於梅貽琦，不可能選擇留下來。
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後，梅貽琦先到美國待了幾年，直到1955年才來到台灣，以清華基金會的資金創辦了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也就是清華大學的前身。
處在那個解放軍隨時會渡台的時節，岳南指出，其實看到梅貽琦當初講：「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就可以斷定，他會來台灣，因為跟他價值觀相同的人都來了，然而梅貽琦做事嚴謹，美國那幾年，其實是先在觀望，台灣能不能保住，「但傅斯年不一樣，傅斯年來的時候就說，要是共軍攻台，他就跳海。」
如今梅貽琦已去，儘管清華大學猶在，北京清華、新竹清華之間的交流，也依然熱絡，岳南仍嘆，現在兩岸沒人知道梅貽琦，大陸方面打壓他，台灣、清華的學生也沒多少人知道，甚至因為要去中國化，還改稱為清大，「就是因為這個華字，要去中國化，因為這個華字，跟華夏、中華民國連在一塊，是要去中國化、搞台獨。」
不過岳南也認為，清華學風如今依然存續，「清華人還是比較任性一點，對自己要求比較嚴格。」他更打趣談到，「提到清華人，會說『不錯』，而提到北大、台大人，『不錯，但是⋯⋯』，還是要加個但是，清華就不會加但是。」讚許之情溢於言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