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論不公平 我們在談什麼?該怎麼扭轉?朱敬一這麼說...

2016-03-31 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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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中研院經濟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的朱敬一,29日晚間以「台灣經濟不公平的前因後果」為題演講,討論台灣社會不公平的現象、以及可能的解決方法。(資料照,吳逸驊攝)

現任中研院經濟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的朱敬一,29日晚間以「台灣經濟不公平的前因後果」為題演講,討論台灣社會不公平的現象、以及可能的解決方法。(資料照,吳逸驊攝)

日前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在立院質詢時,引用中研院院士朱敬一的研究、指國內貧富差距擴大,意外引發所得分配資料引據論戰。曾任行政院國科會(現科技部)主委、現任中研院經濟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的朱敬一,29日晚間以「台灣經濟不公平的前因後果」為題演講,討論台灣社會不公平的現象、以及可能的解決方法。以下是文字記要。

大家都在談「不公平」 定義是什麼?

不公平是什麼?大家都有感覺,但若細究不公平究竟是什麼,可以分為3種。第一,是任一時間點有人有錢、有人沒錢,這大部分的人都能接受,只是不想看到有人太有錢。如果他每天開跑車、上夜店,把自己奢侈的生活描述得很噁心,你就會覺得這不太合理。第二,一個人開法拉利是不是自己賺?如果張忠謀開跑車是他自己賺來的,我們就覺得可以;如果他不是自己賺的、而是生下來就穿Prada尿布,這樣,他富有你就會覺得不太公平。三是若你夠努力、夠聰明,應該要有機會變有錢。我們無法接受一個富二代不聰明、不努力、但窮不下來,反之,我們總希望夠聰明的人能往上爬、不足的人往下掉,希望有為者亦若是、是可能的。這不是固定時間點的概念,而是代間流動(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說,不想看到世襲資本主義,就是因為這相當程度違反了代間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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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說,不想看到世襲資本主義,就是因為這相當程度違反了代間流動。(資料照,吳逸驊攝)

所以我們對不公平是有一些共識的:財富可以不均,但不要太不均;有人奢侈可以,但最好是自己拚來的。我最喜歡美國法理學家羅納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描述,他認為一個社會要多肯定努力(ambition-sensitive)、少獎勵機運(endowment-insensitive),也就是說,上一代對後代不應有那麼決定性的影響。社會應該要能敏感地回應努力,人不努力就不會有好結果。

另外還有一種不公平的概念,是201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提的,他寫了1本書叫《財富大逃亡》(The Great Escape),描述在集中營的美軍如何集體逃脫。他認為,500年前任何一個國家的財富所得分配,是多數人窮極、少數人極富;500年後的今天,則是少數的人生活有困難、但大多數人生活無虞,也就是整個鐘形曲線是往右移的。迪頓把這件事稱做大逃亡,也就是大規模脫貧。促成這件事的因素,一是健康改善,二是教育普及。但是現在台灣社會的勞動階級已經有一半受過大學教育,近年甚至7分就能考上大學,考不上還需要特殊資質。也就是說,有沒有大學教育已不是重要影響,所以前面說的不公平,第1、2、3種是我們關注的焦點,第4則不是重點。

現在社會究竟有多不公平?

根據財政部的報稅資料,納稅戶有600多萬戶,其中所得排名前5%的人,2014年所得佔全體所得27.52%,而1998年比較少、僅21.5%;再看最有錢的1%,他們的總所得佔全社會12.99%,1998年是7.51%,也就是說,在這16年間,他們的所得佔比快要double。最有錢萬分之一只有600戶,但他的所得佔社會總所得的比例從0.56%增加到3.09%,增加5.5倍。這代表社會最有錢的金字塔頂端,所得佔比在社會上爬升速度非常快,這就是帕雷托分布(Pareto Distribution):最有錢的人的所得,增加都比次有錢的人快。

蔡衍明(林韶安攝)
最有錢的人的所得,增加都比次有錢的人快。圖為富比世全球富豪榜,2016年台灣首富蔡衍明。(資料照,林韶安攝)

我們的綜所稅分10種,其中薪資所得和資本所得最有指標性。社會上所得排名前20%的人,所得多數來自薪資所得,只有21.1%是資本所得。萬分之一的富人,所得則多是來自資本所得。我有個朋友是私人醫院骨科醫師,有次他去看房子,業務一問他的職業,就說他買不起,所以你就知道,真正有錢的人是不靠薪水過日子的,我們也可以說,薪水高其實是沒有錢的。

如果我們對比最有錢5%和最沒錢的5%的人,會發現貧富差距不斷爬升。之前有人在吵是該看前20%還是5%,我認為重要的不是這個,而是看時間趨勢,如果看到這個趨勢還說台灣貧富差距沒變化,我想你的智商就是柯文哲開根號。至於我為何要選5%為標準,是因為級距若很粗就分不出來。你說像我們中研院副院長王泛森所得級距是前20%,但這樣他就跟魏應充在同一個級距,在道德跟實際所得上都是一種羞辱吧?

誰讓台灣變得不平等?

前面提到的這些都是靜態的不平等,在台灣越來越嚴重,其中稅是導致這個現象的重要因素,「股神」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就是很好的例子,他的平均稅率比他家的女傭還低,因為他有一大堆方式讓他抵稅、逃稅。像台灣以前捐贈就能抵稅,後來大家改捐公設保留地,所以今天好比台大附近1塊地是私人的,地主把地便宜賣給我,我幫國家買這塊地、捐給台大,抵稅價值就會是用周邊地價來算。

  • 富者越富 就靠制度

所以說貧者越貧、富者越富,是因為制度上有很多逃漏辦法,而且大部分的減稅都是遊說出來的,遺贈稅就是明顯的例子。英國經濟學家安東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的新書、《扭轉貧富不均》裡有提到,影響公共政策的多是有錢人。你常看到總統、行政院長跟工總、商總等人吃飯,那你什麼時候聽過他跟中低收入戶吃飯?中低收入沒有機會去吃飯,當然沒機會咬耳朵。

2002年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全場只有我努力反對,其他全是財經鉅子,由他們討論降什麼稅,後果可想而知;2009年降遺贈稅,我也看到行政院長如何努力動員要通過這件事。需要繳遺贈稅的通常都是極為有錢的人,這也跟前面說的「少獎勵機運」(endowment-insensitive)有關,要課遺贈稅是希望抑制世襲、進而改善代間流動性,但現在父母1年可以給小孩220萬不用繳稅,如果他提早規劃30年,就能給小孩6600萬都免稅。

  • 教育不公 不利階級流動

2014年,我們各大學弱勢學生的比例,頂大的弱勢學生只佔全體頂大學生的7%。但如果好大學的弱勢比例極低、不好的大學弱勢比例極高,就代表弱勢生較難進好學校,如果教育制度是公平的,不太應該有這個現象。我唸大學時,有非常高比例的同學家境不好,可是現在台大滿難看到那麼散的分布,大多是家境還可以的。這樣就不利於階級移動。

台大校園(風傳媒)
朱敬一認為,現在台大滿難看到那麼散的分布,大多是家境還可以的。這樣就不利於階級移動。(風傳媒)
  • 政策看似中立 但多對富人有利

除了稅、教育,還有其他制度面的扭曲。像前總統陳水扁說金控要減少一半,強迫金控併購,希望公家銀行被併給私人銀行。這個政策看起來公平,但事實上很不公平,因為只有大富豪買得起銀行,他雖然沒說這個政策對有誰有利,但必然對有錢人有利,加上他限期要完成,結果就一定是公銀賤價出售,像我要女兒1年內要嫁人,她就一定會亂嫁。這類的政策看來中性,但其中隱藏扭曲財富分配的風險。

還有一個總體面是租稅負擔率,也就是稅收佔GDP的比例,台灣只有12.6%,全球倒數第5。其他倒數幾名都是阿拉伯產油國,他們會這樣,是因為路上隨便挖就是石油,我們是挖一挖就氣爆。我們崇拜的日、美、歐洲國家,租稅負擔率都比我們高。租稅負擔率低,就無法提供社會福利、做公共建設,對弱勢自然有影響,像建公路、捷運,有錢人當然不會搭,但一般人會很需要。有經濟學教授說,稅不夠就出售國營事業,但我們把台糖、金酒賣掉,大概又是賣給有錢人,所以公有地、公股越賣、會越不利所得分配。

  • 產金不分離 最後大到「不能倒」

產金分離也是一個問題。美國有嚴格規範產金分離這件事,也就是開銀行的不能投資其他產業,他的立意是不希望企業有風險時把銀行當金庫,否則會有系統性風險。若不執行產金分離,銀行資金槓桿大,可以投資很多事業,像一般人買不起公有土地,但若你有家銀行就買得起,這也讓台灣都是有錢的家族。如果開銀行的經營醫院、高鐵、旅館、百貨、電商、通信…,除了有系統性風險,對社會也不公平,因為他就會大到不能倒。

不平等的後果是什麼?

因此,我們的思考面向必須要開展。2013年全台600多萬納稅戶,2%有賣土地,因此有土地增值所得。如果你家50年才賣1次房子、賺195萬,乘以2%,平均每戶賺3.9萬。另外,綜合所得是股利、薪資所得等,平均62.4萬,也就是說,全國平均土地增值所得只佔綜合所得的十幾分之1。但如果看社會上所得前百、千、萬分之一的有錢人,66.5%有賣房子,平均賺1億1640萬,土地增值所得佔總所得72%。那有錢人為何要買呢?因為土地增值所得是依公告地價來定,但市價卻是公告地價的1倍。綜合所得稅率40%,土地增值稅率只有30%,而且還是用公告現值算,表示真正的稅率才15%。這顯示我們的土地稅制非常奇怪。

對年輕人而言,可能慢慢會出現無法脫貧的問題。過去15年,每月薪資和加班費平均每年上漲1%,但GDP每年漲3.5%,那這些GDP明顯是沒有反映在薪資上。1980年代,GDP年成長8.3%,薪資上漲10%,薪資階級拿到的比較多,資本家分額少,現在是大部分成長果實被資本家拿走,對年輕人而言確實有脫貧壓力。他們不至於到500年前營養不良的貧窮,但很難跳脫勉強的生活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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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15年,每月薪資和加班費平均每年上漲1%,但GDP每年漲3.5%,那這些GDP明顯是沒有反映在薪資上。(資料照,吳逸驊攝)

如何扭轉不公平?

談了這麼多不公平,要怎麼辦呢?

  • 改變產業結構 推動經濟轉型

一是產業結構要快快轉變。現在薪水凍漲、經濟不行,因為經濟該轉型沒轉,像仁寶、廣達以前握有全球95%的手提電腦訂單,現在工廠都移到中國、越南,廠商移出去了,就沒有新投資需要,新產業又沒起來,就沒有新勞動需求,工資也不會漲。美國的經濟成長每年大概2、3%,雖然有起落,但整個經濟體有向上動能,起落只是景氣問題,但台灣的經濟沒有向上動能,起落確實是景氣,但重點是我們看不出把經濟成長往上拉的動能。所以每次看景氣燈號我都覺得意義不大,因為台灣經濟不是景氣,而是動能有沒有活起來。

如果整個經濟是一灘死水,談公平就不好玩。餅變大了、談公平比較好談,餅沒變大,就是你多我少、你少我多,一定傷感情。所以,要改的第一個是經濟要轉,現在的產業有的已經移出、有的打不過中國韓國、有的環保不接受、有的面臨挑戰,那新的在哪?經濟學人說有人把創新創業當口號講,好像開蛋塔店一樣,但不是這麼簡單的。

  • 財政改造 各種支出收入一併來談

二是財政要改造,新政府說要成立年金檢討委員會,我希望能把年金和其他各種支出面問題一併去談。另外要談收入。前面說的租稅負擔率,應該要多少沒有人有答案,但絕不是12.6%,這就像BMI一樣,我沒有說應該要是多少,但如果落到15以下,一定是健康不良,而到現在還有企業家說要減稅,我真是投降了。

  • 做產金分離 別讓企業大到不能倒

三是產金分離一定要做。產金分離不做,社會一定會被金控家族掌控。我不是對金控的人有意見,但我不希望任何一個團體大到不能倒,如果1個企業擁有台灣的1/10,社會一定不健康。

  • 社會要暢通流動

四是社會要暢通流動。前面說的頂大無寒門非常嚴重,教育雖然不像500年前一樣是脫貧關鍵,但好的教育絕對還是重要的。上層下不來、底層上不去,造成ambition-insensitive,這是不對的。要讓年輕人出頭,從入學、助學貸款、到出學校後實現夢想,這3個方面我們做的都不夠。我不同意用明星學校之名行階級區隔之實,尤其是高中以下的教育。沒有人反對哈佛存在,但我們不會同意明星幼稚園,這很奇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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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敬一。(資料照,吳逸驊攝)

改變不公平 有3不1要

迪頓說,不公平是伴隨經濟成長而來,不能把不公平妖魔化,我們是沒有在經濟成長過程中沒有照顧到公平這件事。很多政策在形成過程中,應該要有弱勢者參與的制度,而不是都讓工商大老去講。

經濟要往上走、要往創新創業、經濟轉型的方向走,才能好好談所得分配跟公平。但創新創業往往是失敗多、成功少,要新創一定不利於所得分配,所以一定要有配套才不致產生壞的衝擊。新創也需要時間,一開始可能只能創造7、8個就業量,要慢慢創造大的就業空間,所以要設配套、讓它對社會有正面功能。如果有個事業是一將功成萬骨枯,我們不應只是討論要不要這樣,而是要它回饋更多。有的企業失敗機率高、但發了就會賺很多,我們因此不能能只要失敗機率低、但賺很少的,而是要有制度來彌補這2種各自的缺陷。

不公平牽涉的面向很多、很複雜,要改變好像需要神醫。我認為要改變需要的,一是非凡的領導力(charisma),把複雜問題做簡單論述、要能說服人;二是需要有內涵。

登革熱清除後有「剩蚊」,賴清德回議會後有「苛批」,大家把連(勝文)跟柯(文哲)(指2014年台北市長選舉)講成階級鬥爭,意義不大,但這也讓大家知道公平的嚴重性已經相當緊繃,才會把一個市長選舉這麼容易聚焦在階級上,這就滿可悲的。

社會不公平是一種多重器官病兆,這不止是稅的問題。要思考這個問題有3個「不要」:我們不要只想解決公平問題、也就是不要簡化思考面向;不要簡化解決問題的複雜度;也不要落入零和賽局的困境。另外1個「要」,是每個人都要把這當作自己的事。社會上每個個體小小的,碰到這種無助的情況,你要把他當成你可能解決的事去努力,無論是發聲或參與活動都行,而不是把他當消極事情來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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