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在立院質詢時，引用中研院院士朱敬一的研究、指國內貧富差距擴大，意外引發所得分配資料引據論戰。曾任行政院國科會（現科技部）主委、現任中研院經濟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的朱敬一，29日晚間以「台灣經濟不公平的前因後果」為題演講，討論台灣社會不公平的現象、以及可能的解決方法。以下是文字記要。
大家都在談「不公平」 定義是什麼？
不公平是什麼？大家都有感覺，但若細究不公平究竟是什麼，可以分為3種。第一，是任一時間點有人有錢、有人沒錢，這大部分的人都能接受，只是不想看到有人太有錢。如果他每天開跑車、上夜店，把自己奢侈的生活描述得很噁心，你就會覺得這不太合理。第二，一個人開法拉利是不是自己賺？如果張忠謀開跑車是他自己賺來的，我們就覺得可以；如果他不是自己賺的、而是生下來就穿Prada尿布，這樣，他富有你就會覺得不太公平。三是若你夠努力、夠聰明，應該要有機會變有錢。我們無法接受一個富二代不聰明、不努力、但窮不下來，反之，我們總希望夠聰明的人能往上爬、不足的人往下掉，希望有為者亦若是、是可能的。這不是固定時間點的概念，而是代間流動（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說，不想看到世襲資本主義，就是因為這相當程度違反了代間流動。
所以我們對不公平是有一些共識的：財富可以不均，但不要太不均；有人奢侈可以，但最好是自己拚來的。我最喜歡美國法理學家羅納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描述，他認為一個社會要多肯定努力（ambition-sensitive）、少獎勵機運（endowment-insensitive），也就是說，上一代對後代不應有那麼決定性的影響。社會應該要能敏感地回應努力，人不努力就不會有好結果。
另外還有一種不公平的概念，是201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提的，他寫了1本書叫《財富大逃亡》（The Great Escape），描述在集中營的美軍如何集體逃脫。他認為，500年前任何一個國家的財富所得分配，是多數人窮極、少數人極富；500年後的今天，則是少數的人生活有困難、但大多數人生活無虞，也就是整個鐘形曲線是往右移的。迪頓把這件事稱做大逃亡，也就是大規模脫貧。促成這件事的因素，一是健康改善，二是教育普及。但是現在台灣社會的勞動階級已經有一半受過大學教育，近年甚至7分就能考上大學，考不上還需要特殊資質。也就是說，有沒有大學教育已不是重要影響，所以前面說的不公平，第1、2、3種是我們關注的焦點，第4則不是重點。
現在社會究竟有多不公平？
根據財政部的報稅資料，納稅戶有600多萬戶，其中所得排名前5%的人，2014年所得佔全體所得27.52%，而1998年比較少、僅21.5%；再看最有錢的1％，他們的總所得佔全社會12.99%，1998年是7.51%，也就是說，在這16年間，他們的所得佔比快要double。最有錢萬分之一只有600戶，但他的所得佔社會總所得的比例從0.56%增加到3.09%，增加5.5倍。這代表社會最有錢的金字塔頂端，所得佔比在社會上爬升速度非常快，這就是帕雷托分布（Pareto Distribution）：最有錢的人的所得，增加都比次有錢的人快。
我們的綜所稅分10種，其中薪資所得和資本所得最有指標性。社會上所得排名前20％的人，所得多數來自薪資所得，只有21.1%是資本所得。萬分之一的富人，所得則多是來自資本所得。我有個朋友是私人醫院骨科醫師，有次他去看房子，業務一問他的職業，就說他買不起，所以你就知道，真正有錢的人是不靠薪水過日子的，我們也可以說，薪水高其實是沒有錢的。
如果我們對比最有錢5％和最沒錢的5％的人，會發現貧富差距不斷爬升。之前有人在吵是該看前20%還是5%，我認為重要的不是這個，而是看時間趨勢，如果看到這個趨勢還說台灣貧富差距沒變化，我想你的智商就是柯文哲開根號。至於我為何要選5％為標準，是因為級距若很粗就分不出來。你說像我們中研院副院長王泛森所得級距是前20％，但這樣他就跟魏應充在同一個級距，在道德跟實際所得上都是一種羞辱吧？
誰讓台灣變得不平等？
前面提到的這些都是靜態的不平等，在台灣越來越嚴重，其中稅是導致這個現象的重要因素，「股神」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就是很好的例子，他的平均稅率比他家的女傭還低，因為他有一大堆方式讓他抵稅、逃稅。像台灣以前捐贈就能抵稅，後來大家改捐公設保留地，所以今天好比台大附近1塊地是私人的，地主把地便宜賣給我，我幫國家買這塊地、捐給台大，抵稅價值就會是用周邊地價來算。
- 富者越富 就靠制度
所以說貧者越貧、富者越富，是因為制度上有很多逃漏辦法，而且大部分的減稅都是遊說出來的，遺贈稅就是明顯的例子。英國經濟學家安東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的新書、《扭轉貧富不均》裡有提到，影響公共政策的多是有錢人。你常看到總統、行政院長跟工總、商總等人吃飯，那你什麼時候聽過他跟中低收入戶吃飯？中低收入沒有機會去吃飯，當然沒機會咬耳朵。
2002年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全場只有我努力反對，其他全是財經鉅子，由他們討論降什麼稅，後果可想而知；2009年降遺贈稅，我也看到行政院長如何努力動員要通過這件事。需要繳遺贈稅的通常都是極為有錢的人，這也跟前面說的「少獎勵機運」（endowment-insensitive）有關，要課遺贈稅是希望抑制世襲、進而改善代間流動性，但現在父母1年可以給小孩220萬不用繳稅，如果他提早規劃30年，就能給小孩6600萬都免稅。
- 教育不公 不利階級流動
2014年，我們各大學弱勢學生的比例，頂大的弱勢學生只佔全體頂大學生的7％。但如果好大學的弱勢比例極低、不好的大學弱勢比例極高，就代表弱勢生較難進好學校，如果教育制度是公平的，不太應該有這個現象。我唸大學時，有非常高比例的同學家境不好，可是現在台大滿難看到那麼散的分布，大多是家境還可以的。這樣就不利於階級移動。
- 政策看似中立 但多對富人有利
除了稅、教育，還有其他制度面的扭曲。像前總統陳水扁說金控要減少一半，強迫金控併購，希望公家銀行被併給私人銀行。這個政策看起來公平，但事實上很不公平，因為只有大富豪買得起銀行，他雖然沒說這個政策對有誰有利，但必然對有錢人有利，加上他限期要完成，結果就一定是公銀賤價出售，像我要女兒1年內要嫁人，她就一定會亂嫁。這類的政策看來中性，但其中隱藏扭曲財富分配的風險。
還有一個總體面是租稅負擔率，也就是稅收佔GDP的比例，台灣只有12.6%，全球倒數第5。其他倒數幾名都是阿拉伯產油國，他們會這樣，是因為路上隨便挖就是石油，我們是挖一挖就氣爆。我們崇拜的日、美、歐洲國家，租稅負擔率都比我們高。租稅負擔率低，就無法提供社會福利、做公共建設，對弱勢自然有影響，像建公路、捷運，有錢人當然不會搭，但一般人會很需要。有經濟學教授說，稅不夠就出售國營事業，但我們把台糖、金酒賣掉，大概又是賣給有錢人，所以公有地、公股越賣、會越不利所得分配。
- 產金不分離 最後大到「不能倒」
產金分離也是一個問題。美國有嚴格規範產金分離這件事，也就是開銀行的不能投資其他產業，他的立意是不希望企業有風險時把銀行當金庫，否則會有系統性風險。若不執行產金分離，銀行資金槓桿大，可以投資很多事業，像一般人買不起公有土地，但若你有家銀行就買得起，這也讓台灣都是有錢的家族。如果開銀行的經營醫院、高鐵、旅館、百貨、電商、通信…，除了有系統性風險，對社會也不公平，因為他就會大到不能倒。
不平等的後果是什麼？
因此，我們的思考面向必須要開展。2013年全台600多萬納稅戶，2%有賣土地，因此有土地增值所得。如果你家50年才賣1次房子、賺195萬，乘以2％，平均每戶賺3.9萬。另外，綜合所得是股利、薪資所得等，平均62.4萬，也就是說，全國平均土地增值所得只佔綜合所得的十幾分之1。但如果看社會上所得前百、千、萬分之一的有錢人，66.5%有賣房子，平均賺1億1640萬，土地增值所得佔總所得72%。那有錢人為何要買呢？因為土地增值所得是依公告地價來定，但市價卻是公告地價的1倍。綜合所得稅率40％，土地增值稅率只有30％，而且還是用公告現值算，表示真正的稅率才15％。這顯示我們的土地稅制非常奇怪。
對年輕人而言，可能慢慢會出現無法脫貧的問題。過去15年，每月薪資和加班費平均每年上漲1％，但GDP每年漲3.5%，那這些GDP明顯是沒有反映在薪資上。1980年代，GDP年成長8.3%，薪資上漲10%，薪資階級拿到的比較多，資本家分額少，現在是大部分成長果實被資本家拿走，對年輕人而言確實有脫貧壓力。他們不至於到500年前營養不良的貧窮，但很難跳脫勉強的生活狀態。
如何扭轉不公平？
談了這麼多不公平，要怎麼辦呢？
- 改變產業結構 推動經濟轉型
一是產業結構要快快轉變。現在薪水凍漲、經濟不行，因為經濟該轉型沒轉，像仁寶、廣達以前握有全球95%的手提電腦訂單，現在工廠都移到中國、越南，廠商移出去了，就沒有新投資需要，新產業又沒起來，就沒有新勞動需求，工資也不會漲。美國的經濟成長每年大概2、3%，雖然有起落，但整個經濟體有向上動能，起落只是景氣問題，但台灣的經濟沒有向上動能，起落確實是景氣，但重點是我們看不出把經濟成長往上拉的動能。所以每次看景氣燈號我都覺得意義不大，因為台灣經濟不是景氣，而是動能有沒有活起來。
如果整個經濟是一灘死水，談公平就不好玩。餅變大了、談公平比較好談，餅沒變大，就是你多我少、你少我多，一定傷感情。所以，要改的第一個是經濟要轉，現在的產業有的已經移出、有的打不過中國韓國、有的環保不接受、有的面臨挑戰，那新的在哪？經濟學人說有人把創新創業當口號講，好像開蛋塔店一樣，但不是這麼簡單的。
- 財政改造 各種支出收入一併來談
二是財政要改造，新政府說要成立年金檢討委員會，我希望能把年金和其他各種支出面問題一併去談。另外要談收入。前面說的租稅負擔率，應該要多少沒有人有答案，但絕不是12.6%，這就像BMI一樣，我沒有說應該要是多少，但如果落到15以下，一定是健康不良，而到現在還有企業家說要減稅，我真是投降了。
- 做產金分離 別讓企業大到不能倒
三是產金分離一定要做。產金分離不做，社會一定會被金控家族掌控。我不是對金控的人有意見，但我不希望任何一個團體大到不能倒，如果1個企業擁有台灣的1/10，社會一定不健康。
- 社會要暢通流動
四是社會要暢通流動。前面說的頂大無寒門非常嚴重，教育雖然不像500年前一樣是脫貧關鍵，但好的教育絕對還是重要的。上層下不來、底層上不去，造成ambition-insensitive，這是不對的。要讓年輕人出頭，從入學、助學貸款、到出學校後實現夢想，這3個方面我們做的都不夠。我不同意用明星學校之名行階級區隔之實，尤其是高中以下的教育。沒有人反對哈佛存在，但我們不會同意明星幼稚園，這很奇怪的事。
改變不公平 有3不1要
迪頓說，不公平是伴隨經濟成長而來，不能把不公平妖魔化，我們是沒有在經濟成長過程中沒有照顧到公平這件事。很多政策在形成過程中，應該要有弱勢者參與的制度，而不是都讓工商大老去講。
經濟要往上走、要往創新創業、經濟轉型的方向走，才能好好談所得分配跟公平。但創新創業往往是失敗多、成功少，要新創一定不利於所得分配，所以一定要有配套才不致產生壞的衝擊。新創也需要時間，一開始可能只能創造7、8個就業量，要慢慢創造大的就業空間，所以要設配套、讓它對社會有正面功能。如果有個事業是一將功成萬骨枯，我們不應只是討論要不要這樣，而是要它回饋更多。有的企業失敗機率高、但發了就會賺很多，我們因此不能能只要失敗機率低、但賺很少的，而是要有制度來彌補這2種各自的缺陷。
不公平牽涉的面向很多、很複雜，要改變好像需要神醫。我認為要改變需要的，一是非凡的領導力（charisma），把複雜問題做簡單論述、要能說服人；二是需要有內涵。
登革熱清除後有「剩蚊」，賴清德回議會後有「苛批」，大家把連（勝文）跟柯（文哲）（指2014年台北市長選舉）講成階級鬥爭，意義不大，但這也讓大家知道公平的嚴重性已經相當緊繃，才會把一個市長選舉這麼容易聚焦在階級上，這就滿可悲的。
社會不公平是一種多重器官病兆，這不止是稅的問題。要思考這個問題有3個「不要」：我們不要只想解決公平問題、也就是不要簡化思考面向；不要簡化解決問題的複雜度；也不要落入零和賽局的困境。另外1個「要」，是每個人都要把這當作自己的事。社會上每個個體小小的，碰到這種無助的情況，你要把他當成你可能解決的事去努力，無論是發聲或參與活動都行，而不是把他當消極事情來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