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青少年吸毒者，一般人往往立刻貼上「不學好」的標籤，這樣的刻板印象讓他們成為社會見不得光的毒瘤，政治人物有意無意的忽視這些沒有選票的族群，企業不願投入吃力不討好的反毒工作，協助青少年戒毒的民間社團因此面臨資源匱乏的窘境。
位在西門町的「夢想之家青少年中心」是一所陪伴青少年脫離毒品的民間機構，由牧師廖文華創辦。草創時期什麼都不了解的他，選擇了年輕人經常出沒的西門町作為據點，「當時所有人都告訴我不要來，因為西門町的孩子都是壞壞的、愛玩的、不回家的」，但他認為，這是硬扣在孩子身上的刻板印象，他強調，年輕人學壞的根本原因在於沒有家的溫暖以及人生方向，特別是萬華地區破碎家庭的比率很高。
「西門町、萬華是直轄市中少見的弱勢社區，萬華有很多指標跟鄉村地區非常相像，在地人口的經濟能力、教育程度低，社會治安較差，新移民比例也是台北最高的，目前差不多有25%以上都是新移民的孩子，因此，在萬華地區不難見到父親忙於工作、母親不會中文的家庭狀況，孩子在學前的國語都成問題，連帶影響學生在後段的學習成效。
廖文華也提到一個萬華的真實個案：媽媽是印尼人，爸爸交了新女朋友常常不回家，後來爸爸坐牢，媽媽靠賣淫養大他，孩子從小就得自己照顧自己，成長過程非常受創。正是這些隱藏在社會角落中一個又一個的黑暗個案，讓廖文華決心出來開創「夢想之家」，希望能夠扶孩子一把。
「資源都會流向最窮的偏鄉地方，那城市裡的貧窮呢？城市裡的貧窮更貧窮」，廖文華口中的「更貧窮」指的就是萬華，他描述當地的黑暗面，讓人聽了怵目驚心。廖文華說，萬華有很多國宅裡面甚至沒有廁所、廚房，到處都是吸毒跟喝醉的人，毒癮發作時，2、30人共用一個針頭，用到鈍掉還在用，愛滋也因此而傳播；管區警察更私下向他透露，每天都在處理性侵案，每天都有女生醒來不知道人在哪裡，下體還在流血，這些都發生在西門町林立大樓的摩鐵裡。還有女孩為了尋求被保護的感覺而加入幫派，跟著一起吸毒，一起遵守「幫規」，當兩幫派互鬥，輸的一方就「進貢」這些女孩。「這是很噁心、很病態的，社會底層還是有很多很難想像的事情」，廖文華面露厭惡的神情。
慈善捐款流向弱勢 青少年吸毒者卻得不到關愛
雖然這些社會底層的黑暗面真實存在，卻未獲得應有的重視，更別提進一步的改善了。以青少年吸毒問題為例，要矯治或阻斷，需要大量的社會資源，但主要經費來自捐款的民間戒毒團體，卻常處於瀕臨斷炊的窘境。
廖文華表示，根據他掌握的資料，「台灣的慈善經費中，有60%善款流入宗教團體，其他的40%流向兒童、殘障、老人等公益團體，因為他們可愛、可憐、急迫，但社會對邊緣青少年的觀感卻是：『你好手好腳不學好，很可惡！』」
對政治人物來說，青少年是沒有投票權的群族，很容易被忽略，不像照顧老人、殘障者有選票，照顧兒童也有父母的選票。淨耀法師表示，「政府的心態就是為了選票，萬事都沒選票來得實際，我做年金改革，不用我付錢，還會有選票，很現實的問題就是，政府需要政績鞏固選票。」這是他幾十年來一直在第一線推動青少年毒品防制的深切感觸。
即使資源不足，仍有不少民間公益團體從事青少年毒品矯治這樁吃力不討好的事，其中又以宗教團體佔多數，像是由牧師創辦的晨曦會、夢想之家，以及由法師辦的普賢慈海家園。
以淨耀法師開辦的普賢慈海家園為例，與法務部少年法院合作，專門收容經少年法庭判決需要接受感化教育的12-18歲青少年。談到投入這一領域的初衷，淨耀法師竟有一段與1997年「白曉燕命案」主犯陳進興互動的故事。
淨耀法師是陳進興的監所輔導員，他說，陳進興的母親遭性侵後未婚生子，之後遠嫁高雄，將陳進興留給二重埔的阿嬤撫養，阿嬤面對周遭的社會壓力，在教養上進退失據，常在人前斥責孫子，回頭又改口「只是罵給別人看」，因此陳進興「從小就在模糊的價值觀中長大」。陳進興曾對淨耀懺悔表示：「師父，人生如果能夠重新來過，我要好好讀書。」淨耀認為，如果陳進興年少時有人輔導他，說不定就不會有後續的偏差行為，「我就是受陳進興那句話的啟發，普賢慈海家園就是這樣來的」。
「他們沒救了」 企業主婉拒捐款
然而，直到淨耀投入青少年毒品矯治工作時，才發覺障礙竟然這麼多。依照法規，收容機構的居住空間坪數、周邊設備都有嚴格要求，擔心血氣方剛的孩子械鬥，院內床鋪均為一體成型，避免被拆解成鋼條，同時，院內人員即便是廚師，也都必須有專業證照，人事費用及各項支出負擔沉重，政府對收容青少年每人每月1萬8000元的補助根本不敷使用，官方卻只會兩手一攤表示「我也沒辦法」，淨耀只得想辦法募款支應每名孩子每月3萬2000元的額外開支，也忍不住抱怨，「專家學者訂定法律，空有理想卻不實際」。
淨耀也曾找上大企業主，希望能獲得捐助，但企業主多半有顧慮，認為「吸毒的沒有辦法救」。淨耀說，青少年被認為學壞、不值得同情，「大家認知要幫助的是老人、孤兒，但青少年更弱勢的，他們更沒有資源，而更生人、吸毒者則是弱勢中的弱勢」；加上更生人、吸毒者被逼急了可能會去燒殺擄掠、傷害別人，因此，對這些群體的關懷就更有其必要性。但是，因為成效無法立即顯現，企業主多半覺得「把資源放在這裡，就好像將錢丟到水裡一樣」。
此外，企業也覺得捐錢給他們，「危險性比較高」，若這些小孩出亂子，媒體報導後的負面效應，企業難以承受，不如乾脆不去觸碰。但淨耀表示，「正常的小孩在家都會吵嘴打架，何況他們？」要求感化中的孩子完全不出任何狀況，根本是不切實際的想法。
淨耀法師在出家前，曾做過5年警政記者，對於媒體報導後的效應，再明白不過。「（孩子）一有狀況，媒體就來了，政府為保住烏紗帽，就來查我們；我們的經費要自己找，有事也要自己挑起來，有時真的覺得孤立無援」。
「我最擔心秘書長每個月拿財報給我看，要我簽字，告訴我這個月才進來幾千塊。」提到募款的困難，淨耀法師有苦說不出，某些公益團體可以讓受捐助的老人、小孩在媒體前曝光，引發大眾的關懷，但收容吸毒少年的民間團體卻不能把接受感化的孩子帶到記者會，「這種案子很麻煩，要保護個案所以不能曝光，但外面人知道的越少，募款就更難；只有嘴巴講一講就要人捐款，一般人總覺得沒有共鳴」；淨耀法師甚至因此開始勤練書法，拍賣墨寶籌錢，但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
毒品根絕難上難 政府怎麼做？
毒品的根絕是高度困難的工作，各國政府至今仍未找出一個徹底杜絕的辦法，許多國家甚至已對毒品妥協：加拿大將吸毒看成「個人特質」，為免吸毒者影響治安、觀光，乾脆由政府供給乾淨的吸毒房間，讓吸毒者在房間中「自生自滅」；英國由政府直接供給安非他命；美國拚了命的把毒犯丟到監獄，獄政經費已高過教育經費；台灣則提供替代海洛因的「美沙東」，意在避免共用針頭時染上愛滋；但這些做法都無法讓吸毒絕跡。
面對這場曠日廢時的反毒戰爭，如果能在吸毒行為萌芽之初即展開救治，或許就多了一份勝算，因此，對於那些見不得光的吸毒青少年，政府與各界或許都該付出更多的關心與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