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讓兩國從合作逐漸轉向對抗模式，原本靠著中美合作的台灣，頓時之間頗為尷尬，理律律師事務所創辦人徐小波今（12）日在新書《共贏：中美貿易戰及未來經濟關係》研討會表示，在中美貿易戰衝突當下，台灣政府決策者與企業界應該積極思考「台灣優勢在哪裡？」他重提20年前與前經建會主委薛琦共同推動的「亞太營運中心」倡議，強調台灣應該掌握契機。
該研討會由余紀忠基金會主辦，邀請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主講，與前經建會主委薛琦、前國發會主委陳添枝、徐小波等人對談，共同剖析貿易戰風雲下，全球政經前景。
陳添枝表示，中美貿易戰，台商可能是短期最大受害者之一，因為目前為止，台商營運模式都建構在美中合作的基礎上，「中國未來恐不再是好的加工生產基地，然而台商在中國投資都非常龐大，將來勢必面臨困難抉擇，一方面討好美國，一方面討好中國，從鴻海在美國威州設廠就可以看出，未來很多公司，包括台積電都會面臨類似困境，畢竟，台積電目前也同時為華為製作晶片。」
陳添枝：中美貿易戰對台商是變局也是機會
「這個困境一定會來臨，台商要重新思考策略性定位，中國仍是很大市場，廠商合作或許也是維持兩岸和平方式之一，我們可能也無法避免跟中國合作，中美貿易戰對台商是很大的巨變，也帶來很大的機會，讓美國企業有機會重新看到『台灣價值』，我們也要重新去定位自己角色」，陳添枝表示。
徐小波表示，在新興市場快速發展，科技突飛猛進，營運模式千變萬化的今天，不管是執政者或是企業經營者，都應思考如何因應中美貿易戰，「政府在兩岸議題上，應該多花精神，分析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前途何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十九大人代大會強調，「企業應接受共產黨領導」，某種程度上是自己把自己弄到一個陷阱，「共產黨要怎麼領導企業」。
徐小波表示，中美貿易衝突，他的一些朋友以中華民族歷史與近代受到屈辱，認為貿易戰代表「中國強了」，但是，他個人認為，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帶動企業快速發展，如今，中國企業被群起而攻之，包括華為、中興、TCL都受到西方市場打壓，「如果他們是台積電等私人企業，大家會被打壓嗎？」徐認為，「問題不是民族主義，問題在於制度。」
徐小波：中國企業家想離開，台灣又有機會了
徐小波建議，中國當局應該多思考私有企業、非營利組織，在中國經濟發展地位，把他們作為整體佈局轉型選擇之一，他過去一段時間與中國企業家聯繫，他們在中國改革開放後，累積很多財富，但是，現在他們人跟錢都想離開，因此，「台灣又有另外一個機會來了。」
徐小波表示，台灣在經濟發展過程，創造了中國歷史上自由經濟體系與公平正義概念，在中美對抗當下，台灣也要思考「台灣優勢在哪裡？」他舉例，台灣紡織業20年前是夕陽產業，如今又再生了，在農業、醫療服務業、教育產業，乃至於社會轉型、經濟轉型、政治轉型過程，發展了哪些核心價值？哪些可以讓正在崛起的新興市場國家借鏡，「這方面我們下的工夫不夠，特別是政治人物。」
徐小波表示，台灣未來沒有人口紅利，企業與政策擬定者應該思考，台灣未來在全球產業價值鏈上，到底能夠提供什麼樣的價值？70年代前經濟部長趙耀東推動「大汽車廠」，該政策雖然失敗，卻也造就了國內汽車零件產業，相對之下，韓國大汽車廠成功後，現在反而經營非常困難。台灣60年發展經驗是非常珍貴，應積極整合台灣優勢，對於需要台灣經驗地區，進行知識輸出。
徐小波表示，台灣的經濟實力不僅僅只是GDP，海外台商長期以來在國外投資經驗，都是台灣軟實力的一部份，台灣同時有豐沛的創新創業能量，「我在中國常說，把台灣一千大、二千大企業列出來，8成以上企業在2、30年前都是新創事業，很少有國家是這樣產業結構，除了美國以外。」
「台灣要在美中之間生存，必須瞭解兩國利益」
徐小波強調，台灣要在美國與中國之間生存，必須要瞭解中國與美國利益，「美國利益是很矛盾的」，美日貿易大戰時，他成立時代基金會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洽談合作事宜，當時美國剛好發生美國國會調查MIT接受日本產業贊助是否過高一事，當時他代表台灣產業與MIT接洽，並且告訴企業界，台灣若要與國際接軌，應該與MIT等世界研究機構合作，當時台灣捐助的數字很驚人，時代基金會與MIT的合作也為廣達雲端運算等台美產學合作鋪路。
徐強調，在中美貿易戰當下，台灣應該靜觀其變，讓台灣產業吸收新技術，這才是最重要的。
對於外界形容，中美貿易戰是中美二國經濟民族主義的衝撞，徐小波認為，美國的民族主義，到底是反映一般民眾的主張，還是由美國菁英背後策動，其實可以討論，就如同美國總統川普主要支持者是美國中西部民眾，「民族主義在民主體制下是會變動得，相對之下，中國還在用老的民族主義，沒有聽人民的聲音。」
從台灣觀點，徐小波主張，「台灣絕對不要放棄吸引中國的人心」，不過這樣的主張，當政者了不了解？他很懷疑，「台灣年輕人已經沒有老一輩的情節，對中國的態度也在轉變，相對之下，台灣主要政黨迄今也沒有積極措施，爭取中國的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