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民進黨針對白色恐怖推出轉型正義，並迅速通過「黨產條例」及「促轉條例」後，轉型正義就被夾殺在藍綠統獨的的政治操作間，動彈不得，舉步維艱，就像早產的嬰兒，一出生就面臨生死的掙扎。
從民進黨對促轉會的人事佈局來看，似乎充滿著政治算計。
把德高望重的民主前輩黃煌雄請來當主委，卻不予實權，另聘小英心腹張天欽黨副主委，掌控全局，架空主委。而張的處事又極為囂張跋扈，不把主委看在眼裡，並且把促轉會當作打擊政敵的工具，終至爆發了「張天欽東廠事件」，副主委及幾位同僚相繼請辭，主委隨後也黯然離去。
國民黨方面，自從被「黨產條例」一路「追殺」後，一直苦無反擊之地，「張天欽事件」給它們反擊良機，於是窮追猛打，杯葛促轉會預算，代理主委楊翠赴立院備詢時，被國民黨翻桌拒絕質詢，九合一大選時更高喊「1124滅東廠」。
如今的促轉會經歷藍綠這波政治摧殘後，群龍無首，預算被擱置，新任主委副主委遲遲未到任，重大決策也為之延宕。形勢可謂搖搖欲墜，岌岌可危。
平心而論，「促轉條例」針對威權時期所規定要處理的各項轉型正義內容，如開放政治檔案、清除威權象徵、平復司法不法、不當黨產之處理等，本就是應該要做的，若能做好對整體台灣社會內部矛盾的緩解以及對國民黨是有好處的。此條例雖由綠營提出，也客觀上起了追殺國民黨的作用，但綠營還是師出有名的，畢竟國民黨當年的確犯下深重罪孽。
對國民黨當年的罪行，藍營一直不肯正面面對，他們不斷地發表各種論述反駁，但這些論述實在是牽強偏頗，有失客觀公正，如：
一、把當年被殺被關的烈士說是共諜，是反政府的暴亂分子，是該關該殺的。
去年10月5日，促轉會公布了首波平復司法不公撤銷案件名單後，藍營媒體的反應是：
「但當中卻赫然有在228時組織民間武裝力量「二七部隊」對抗政府軍隊的鍾逸人，以及參與中共來台地下組織並暗中操演、製造手榴彈的李石城和吳聲潤。」
這種反應的背後邏輯是，當年的國民黨政權是具有正當性的正義政權，反政府是不對的，加入中共地下黨為中共做事，更是「匪諜」「共諜」行為，是不應該的。然當年的國民黨政權真是正義的政權嗎？
1926年國民黨北伐成功後，基本上是收編各地軍閥餘孽及地方勢力的結合體， 1927年4月國民黨清共後，更是與廣大的工農階級分道揚鑣，從此國民黨成為代表官僚、買辦、地主等階級的專制獨裁政權。這樣的政權經由官僚特權壟斷掌控著國家資源，一項數據如下：
抗戰勝利後，由國民黨四大家族掌控的企業，其生產占全中國的比重是：煤占38.8%，電力占83.3%，鋼鐵占90%以上，紡紗占39.2，織布59.4%，其他如石油、鐵礦、有色金屬等，都在四大家族的控制下。
而這樣的政權並經由商業金融高利貸與高地租率剝削廣大的中國農民，導 致農村凋敝，廣大農民流離失所，這就是國民黨政權的本質。
這樣的政權是不義的，和人民大眾是對立的，而當廣大工農群眾以及具有社會主義理想的知識菁英，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起來反抗時，國民黨就殘酷鎮壓，這就是中國白色恐怖的由來。
國民黨這樣的政權，逃到台灣後，其欺壓人民的本質不變，自然也引發台灣人民的反抗，而國民黨同樣以極為殘忍的方式鎮壓台灣人民，因此就有二二八事件及50年代白色恐怖的發生。
因此逃到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本質上就是一個不義的政權。當年關殺那些政治受難者，其動機只是為了維護其政權的生存而已，並非真為台灣人民的福祉考量。
至於那些起來反抗的台灣社會主義知識菁英以及眾多的台灣工農大眾，他們是台灣歷史上具有崇高人格的社會主義革命者，不是甚麼「匪諜」「共諜」，他們是台灣民主運動路上的第一批烈士。
以下附上幾位烈士槍決前的遺書，或可窺見這些革命者的一般：
張棟材 ---- 致父母遺書：
「父母親鈞鑒：兒1949年5月參加革命先鋒隊後，從事台灣人民的解放運動，奔走革命，流離外鄉，在此臨別之時，思及雙親，兒不能盡反哺之義，自慚悲憤，斷腸如割肺腑。兒之宿願在人民解放也，惜乎中途挫敗，竟不能眼見祖國之長成與繁榮矣，然人類之前途已充滿輝煌之光明，懇請父母親切勿悲痛…」
黃秋永 ---- 致父母遺書：
「親愛兩親：....人生百歲，誰不亡，自古有史至今，由歷史進化過程觀之，為民為義身伏之士多矣，子雖不孝，辜負雙親，失掉兄妹之情，惟為民解放，為無產階級之鬥而亡，何悲，何傷也？…」
林正亨 ---- 乘桴泛海臨台灣，不為黃金不為名。只覺同胞遭苦難，敢將赤手挽狂爛。半生奔逐勞心力，千里河山不盡看。吾志未酬身被困，滿腹餘恨夜闌跚。
李來基 ---- 鳥兒像告訴什麼似的在春空中飛鳴，遠遠的汽笛留下幾道餘韻，像吞沒無數的憂愁，難道生命是塵埃，愛情是沙土？拭淚吧！為了至愛的被壓迫同胞，春風微微的像柔呼的歌唱，在歡送我們光榮的死亡。
藍營常常以北京西山無名英雄館與台灣綠島人權紀念碑，兩處所羅列的犧牲者的名字相同而說明這些人就是為中共做事的匪諜、共諜，但確切地說，這些人是整個中國，包括台灣在內，由當年共產黨領導的反抗國民黨 專制獨裁而犧牲的社會主義革命烈士，因此兩邊同列姓名，以資紀念，本就很自然的事。
二、蔣介石對台灣有功論。他使台灣免於被共黨統治，建設台灣，提升台灣人民生活。也就是說共產黨是邪惡的，沒被共黨統治是台灣的大幸，是蔣公的功勞。
1949年兩岸分離後，大陸與台灣在經濟建設上，所面臨的不同地緣政治環境，以及所欲追求的國家目標，或許這種思維將會改變。
1949年兩岸分離後大陸與台灣所面臨的國際環境與國家所欲追求的目標大體有如下的區別：
1.台灣是把主權賣給美國，在美國保護下發展經濟；大陸則為了維護國家主權，陸續與美蘇決裂，在國際全面封鎖下，獨自艱苦地發展經濟。
2.為了防衛國家，中國必須發展重工業，才能製造防衛所需的武器；相反的台灣依賴美國保護，不需發展重工業，只需發展輕工業。
3.重工業投入的資金大，創造的就業少，因此大陸常出現嚴重的經濟危機，城市出現大量的失業人口，中共只得以「上山下鄉」運動，將城市新生的失業青年推向農村去，以解決危機；而輕工業投入的資金小，創造的就業多，台灣的經濟因而逐漸發展起來。
4.台灣經濟發展所需的資金，有美援的挹注，有其他各國的投資；但大陸早年雖有蘇聯的援助，然1957年因蘇聯要求將中國置於其附庸控制下，中國不允許，蘇聯因而撤走所有援助。中國工業化所需的資金，只能透過「工農剪刀差」(農業產品低價賣給城市，工業產品高價賣給農村)的方式，從農村提取剩餘價值以積累城市工業化所需資金，這也導致農村長期處於貧困狀態，甚至出現「三年大饑荒」。
5.台灣所製造的輕工業產品，可銷往美國、日本及其他各國；大陸則在國際全面封鎖下，重工業化的產品只能賣給農村，而為了讓重工業產品能賣進農村，只得搞農村的集體化(如合作社、人民公社)，因為只有規模化的農村才買得起重工業的產品。
6.經濟基礎決定國家的政治形態，中國大陸在如此艱鉅的環境下，為求國家有限資源的適當運用，在政治上只能以集體主義的方式，限縮個人的「共產極權」。而台灣則在經濟發展中，個人主義、消費主義日漸膨脹。
7.改革開放前中國就是在如此艱困的環境下完成國家重工業化的基本建設，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也建立國家的防衛體系，這成為改革開放後中國得以迅速發展的基礎。
8.當前的中國大陸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4億人民生活大幅提升，經濟持續穩健發展中，除此而外，中國還保住國家的主權獨立，在國際上與美國分庭抗禮；相較當前台灣，國家主權一直擺脫不了美國的控制，經濟也處於低迷狀態，人民對未來充滿憂慮。
從以上的比較看來，總結來說，台灣依附帝國主義的經濟，可說是「先甘後苦」，而大陸獨立自主的經濟，應說是「先苦後甘」。
撫今追昔，若從民族的長遠發展來看，兩岸當年走下的路，孰優孰劣，如今應可一見分曉。而當年蔣介石讓台灣不被共黨統治，真有如藍營人士所說的那麼慶幸嗎？「先甘後苦」，而大陸獨立自主的經濟，應說是「先苦後甘」。
三、對蔣介石應功過並陳，不應完全否定。
這種說法還算客觀一點，至少承認蔣介石犯下的白色恐怖有過。至於蔣介石建設台灣有功，這點還算說得過去，雖說蔣介石是把主權賣給美國，換取美國的支援，才取得一定的經濟發展，但畢竟還是提升台灣人民生活。綠營批蔣時，常把台灣的經濟發展歸因於美援或說是台灣人民的功勞，但經濟的發展，除資金、技術及勞動力外，適當的政策及執行力也是經濟發展所必需的，這一點就不能不歸功於蔣家父子了，從早期的土地改革以及其後的各項財經政策，以及幾任廉能有執行力的行政首長，這帶動台灣經濟發展，成為四小龍之首。不應否認的，蔣介石推動的台灣的經濟發展雖有缺陷，但總體來說還是有功的。
但經濟上的功，並不能抹煞當年在台灣為了自身政權的私利，對台灣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今日藍營一直強調對蔣應「功過並陳」，但其真意卻在於對蔣「功過相抵」，以模糊掉蔣的罪過。
吾人認為，功即是功，過即是過，應明確分辨清楚，適當處理，如此對藍營，對綠營，對受惠於蔣公，或對受害於蔣介石者，較能給一個明確的情感交待。
以上藍營的面對轉型正義的論述，期待藍營諸君再深思之。也期待台灣針對白色恐怖的轉型正義能順利進行，更期待藍營能拋開這個沉重的包袱，邁步前行。
＊作者為七０年代政治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