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興看到朱敬一教授寫了《補上一堂課——所得分配不均的衡量》，續談所得差距的問題。朱教授開頭就提到：『由於爭議雙方分別被人貼上了政治色彩，任何人表示意見好像就是站邊。這種「以顏色區分一切」的惡質現象，實在很糟糕。』我深感認同。
其實，我看到有些人引用我的文章，將朱敬一教授貼上綠營標籤，甚至動輒人身攻擊，這讓我很難過。反過來說，也有些人想要誘導大眾，指稱我是國民黨的打手，並扭曲我的論點，說我要挑戰整個社會科學界、挑戰Piketty、挑戰WTID。我也只能感嘆：如果我們的公共討論只有意識形態的鬥爭，公知們還談什麼民主的想像？
言歸正傳，我還是必須釐清朱敬一教授的一些誤區。
一、家庭收支調查五等分差距倍數仍是國際上衡量所得分配的共通標準
朱敬一教授在文章中強調：『全球大尾經濟學者都改用賦稅資料分析所得分配，也都開始著重細分的（極有錢）所得群組，目前已經有大約30國加入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 (WTID)，做此分析。』
在這幾天的討論中，我發現很多人始終沒搞懂家庭收支調查和財稅資料的應用範圍不同。的確，Piketty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很鄙視家庭收支調查，但他仍然很不情願的承認，那是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衡量所得差距的主流（朱敬一教授一定也知道書中有提到這件事），而且他提不出更好的方法掌握全面的所得分配狀況，所以他一直專攻高所得者的收入。
如果我們的目的是觀察頂尖所得者的變化，那麼當然要分析稅務資料，而非家庭收支調查。換言之，財稅資料適合拿來觀察頂尖所得者的變化，而非衡量整體所得差距。
我不知道誰有資格認定誰是「全球大尾經濟學者」，但我知道各國政府、聯合國、世界銀行都存在頂尖專家，而他們仍然採用家庭收支調查的前後20%相除、或吉尼係數來衡量所得差距，因為這是一個共通的標準。此外，如果要比的話，美國經濟學會Clark獎牌得主Daron Acemoglu也發表過論文，批評Piketty等人所專注的Top 1%所得，是太過狹隘的不平等指標。
這就是我再三強調的：學術研究觀點並不是世界各國的趨勢。
二、統計方法的不完美，不能用來指控政府刻意隱瞞資訊
這次黃國昌質詢時，引用朱敬一教授的文章指控主計總處掩蓋貧富差距擴大的情況。朱敬一教授也說：『主計總處抱著「舊石器時代」的五等分、家庭收支調查做統計分析，是絕對錯誤的。』這點我不能認同。
朱敬一教授可以說這種國際通用的方法不夠完美，但不能說這種方法掩蓋貧富差距擴大的事實。如果用更精細的資料才能顯出貧富差距，何不要求我國主計總處公布一萬等分位的收入資料，甚至直接告訴大家最富和最窮樣本的所得差距倍數？如果懂得一點統計學的話，應該要知道那樣並不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