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委黃國昌質詢關於台灣所得分配是否公平，與行政院主計長石素梅有些爭議，又引起閱聽人的後續評論，風傳媒的朋友希望我寫個文章釐清爭議。我對於這些爭議當然有看法，但是由於爭議雙方分別被人貼上了政治色彩，任何人表示意見好像就是站邊。這種「以顏色區分一切」的惡質現象，實在很糟糕。以下的評論，我只想從社會科學的角度談清楚「所得分配」的衡量，算是給「網路社區大學」的補課吧。
一、所得分配不均的衡量，以往都是用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層級所得比」的方式衡量。所謂家庭收支調查，顧名思義其資料來自於「調查」，是訪員到抽樣家庭中問出來的資料。讀者可以想像，調查資料比較容易呈現低所得者的狀況，因為他們比較容易訪到，也沒有理由隱藏什麼。但是像郭台銘、徐旭東等有錢人，通常訪問不到，而就算問到了，他們自己大概也弄不清楚「去年收入多少錢」；就算報個數字，也會擔心政府訪員的後續效應（會不會隔天國稅局上門？），應該傾向保守一些。
二、什麼是「層級所得比」呢？如果是五等分層級所得比，就是把全國「最高所得20%的家庭總所得，除以最低所得20%的家庭總所得」。為什麼是五等分呢？沒什麼道理，只是習慣如此。全球有些國家用十等分算，也有少數用100等分算。早年政府也有公佈20等分的計算（每組5%家庭），得到的數據就是「最高所得5%的總所得，除以最低5%總所得」。20等分不是我的發明，而是政府原本就做的統計；我在若干文章引用這些數據，只因為20等分是政府自己公佈的數據。請注意：取幾等分與資料無關；即使主計處的家庭收支調查，也可以用20等分計算。
三、為什麼我偏好20等分而不喜5等分？因為後者分等太粗。全台灣六百萬個家庭，20%有一百多萬戶。把這麼多家庭和在一起視為「一等」，根本看不出有錢20%那一百多萬戶中的細部變化。我在清大演說時跟聽眾開玩笑：賀陳校長的所得應該也在全台灣前20%；但是把賀陳校長與魏應充放在「同一個20%級距」，有人會覺得「數字上道德上都是羞辱」。所得分配細分，才看得出頂尖群越來越富有的不公平。全球所有國家最近都發現，要細分所得組，才看得出分配惡化的真相。
四、財政部賦稅資料有什麼特點呢？財政部只能掌握報稅者的資料；未達申報門檻的或是不必報稅的低收入戶，賦稅資料裡都沒有。此外，社會救濟等移轉收入不是應該納稅的「所得」，可能會在家庭收支調查出現，卻不會在財稅資料出現。但是稅務資料對於富有家庭的所得掌握，絕對比調查資料要完整。雖然富有者有逃稅避稅的動機，但是稅務單位也有查核勾稽的本事。如果我們的目的是看頂尖所得者的變化，那麼當然要分析稅務資料，而非家庭收支調查資料。
五、正因為賦稅資料對於富有者掌握較完整，全世界頂尖學者如Thomas Piketty, Anthony Atkinson, Emannuel Saez, Raj Chetty等人，最近都開始用財稅資料分析所得分配不均。四位學者有兩人是美國經濟學會Clark獎牌（40歲以下每兩年一人）得主，足見其傑出。他們著重的，都是「最有錢10%、5%、1%、0.1%等家庭，其總所得佔社會所得的百分比」，或是其他公平指標。即使賦稅資料中不含移轉救濟、即使賦稅資料中沒有低收入戶，但是所得分配狀況本身就有其公平意義，不必然要扯上低收入家庭的補貼。
六、既然所有的資料都有其限制與內容缺失，因此我們不宜在不同的資料「之間」互做比較。例如，不該用五等分與廿等分比，也不該把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資料與賦稅資料相比。任何一種資料都可以計算所得分配；只要原則一致，重點是要看數據的時間「趨勢」。是不是同一基礎計算的不均指標在逐年增加？是不是極富有者的所得佔比逐年越來越高？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主計處五等分層級所得比數據的問題。由於五等分太粗，故這個數據多年來變化不大，有時候只變化小數點後兩位。如果大家都「感覺」所得分配不很公平，但是粗疏的數據卻看不出來，那麼我們當然要改用細緻的資料。我猜想黃國昌質詢的意思大概是這樣的。
七、如前所述，全球大尾經濟學者都改用賦稅資料分析所得分配，也都開始著重細分的（極有錢）所得群組，目前已經有大約30國加入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 (WTID)，做此分析。台灣如果要認真面對貧富不均的問題，當然該做類似的分析。主計總處抱著「舊石器時代」的五等分、家庭收支調查做統計分析，是絕對錯誤的。不管是藍執政或綠執政，不對就是不對。
以上所論，都是社會科學的分析，與政治藍綠完全無涉。硬是要從藍綠角度去解讀，別人也沒辦法阻止，只是自己鬧笑話而已。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特聘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