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上了船後，實在身心俱疲，儘管這個十月的夜晚，海上還算相對平靜，但我幾乎沒怎麼睡。躺在三張塑膠椅排成的床榻上， 手被夾在中間的感覺讓人無法入眠。相鄰的休息室，幾個當地乘客用大螢幕觀看翻譯成義大利語的《X 音素》。我們預計天亮後抵達， 而我分分秒秒都在倒數。
渡輪在十三平方公里大的蘭佩杜沙島海邊靠岸，這座島寸草不生，除了米蘭還有來自北義大利其他地區的假日遊客把這裡當作廉價的旅遊景點以外，沒什麼開發。我和同伴戴夫下船後看到的第一個畫面，是一群剛下救難船的移民，在港口碼頭擠成一堆，各自蜷在毛毯裡，等著被轉置到難民收容中心，也就是所謂的「歡迎中心」（Centro Accoglienza）。住在該處的移民簡稱為「營區」。
這個景象說明了蘭佩杜沙島的另一個面向。數十年來，島上主要收入一直是觀光產業，但只要待在這裡半天，就能察覺度假觀光不過是島嶼的其中一面。米蘭來的遊客在索然無趣的羅馬街（Via Roma）上吃著庫司庫司（couscous）當晚餐、逛紀念品店，光顧大敲竹槓的餐廳，或是忙著抓住假期尾聲，在海灘上盡情享受燦爛陽光； 值此同時，附近海域一天就有近千名難民獲救，其中有些人會被送來這裡的營區。
上島後不久，我遇到四個亞裔面孔的青少年，他們踩著夾腳拖， 站在孟加拉手機零件攤販附近，這種攤販在羅馬街上尋常可見。他們貌似只是到處看看，但又透露出些許不安。我猜，他們可能初來乍到，所以決定上前攀談。他們看起來不怎麼怕生，馬上就打開話匣子。其中有三人似乎非常親近，而其中一位告訴我，他們來自孟加拉的偏鄉，一個叫加德（Jaldhup）的村落。
「我們現在待在營區裡。」稚氣未脫的他笑道，露出一口白牙， 看上去約莫十五歲，另外兩人也差不了多少。我問他們怎麼會流落此地？
「我們的村子很窮，我們也非常窮。」他講話時頗有自信，語氣像在跟村裡的某個阿姨聊天。「『我們家』的農耕收入非常少， 妳知道的，所以爸媽決定把我們送出去工作。」他說他今年十六歲， 名叫札希德。站在他旁邊的害羞男孩跟他同年，叫阿西夫，互稱表親。但後來他們告訴我，其實他們之間並無血緣關係。「表親」一詞只是用於稱呼與自己或家人親近的對象。名叫賽伊德的男孩站在旁邊，他比另外兩人年長一歲，是他們最親近的好友。三人之中， 札希德的英文說得最好，自然而然就替其他人說起他們的故事。
「那些安排我們『出國』的人跑到村子裡來，尋找像我們爸媽那樣的人。他們知道這村子有多窮，所以想『招募』我們出國，而他們總是鎖定我們這種年輕人。那些人找上爸媽，他們也希望我們出去賺錢養家，於是賣掉牲畜、土地，幫每個人付五千歐元（約新臺幣十八萬元），才得以將我們送出國，偷渡到利比亞去工作。」
「我們拿著假護照搭飛機到利比亞，途經杜拜（Dubai）與蘇丹（Sudan）。抵達利比亞機場時，當地的人口販子跟我們碰面，立刻拿走證件，他們真的很可怕⋯⋯人口販子叫我們閉嘴，其中一個賞了我巴掌。遭受這種待遇，我們完全傻住了。這才驚覺，惡夢剛要開始。」
我在蘭佩杜沙的時間跟這三個男孩混熟了，也聽完剩下的故事。後來才知道，有數百名像他們一樣的未成年難民在海上獲救，被送到這裡。而我也漸漸明白，在遇到札希德的第一天，從他那聽來的「惡夢」，同時也是成千上萬名渡歐移民的悲慘際遇。
但對於所謂的「歐洲堡壘」（Fortress Europe）來說，這些難民是「非我族類的他者」，這個堡壘從較富裕的西北歐國家開始，層層堆起排他防線，但最外層的防線巡邏與防禦工作，卻落在歐洲較為貧窮、邊緣的國家肩上，像希臘或義大利。這些位處歐洲邊陲的國家被迫與「非我族類」打交道。試圖橫渡地中海、進入義大利的難民人數，近年不斷穩定上升。二〇一四年，共有十七萬零一百位難民自海上進入義大利，而自該年年初迄今，義大利更足足收容了四十萬名橫跨地中海的難民。二〇一六年前三個月，進入義大利的難民數量增長了八成。同年三月，歐盟與土耳其簽訂協約，讓土耳其、摩洛哥與利比亞等國家成為「堡壘」的第三道防線，再加上巴爾幹半島國家關閉國界的舉措，導致由利比亞出發、跨海進入義大利的難民數量激增。
數年來，在「歐洲堡壘」不斷關閉邊疆的情況下，地中海頓時成為歐洲的墳場，而蘭佩杜沙島無疑位處其中。二〇一三年十月三日，一場災難深深撼動蘭佩杜沙島的居民，兔島（Isola dei Conigli） 對面的兔灣（Rabbit Bay）一帶發生船難，三百六十八名移民共赴黃泉，裡頭包含許多孩童。最後，只有一百五十五人生還，得以向世界說出他們經歷的悲劇與承受的磨難。但就在隔天，前日亡者尚未入土，搜救者發現另一艘載著敘利亞移民的船也翻覆了。總共三十八人死亡，逾二百人獲救。
這兩場慘劇澈底激怒了蘭佩杜沙人。歐洲執委會主席若澤・曼努埃爾・巴洛索（José Manuel Barroso）及義大利總理恩里科・雷塔（Enrico Letta）隨後造訪蘭佩杜沙島，卻迎來當地人噓聲四起，他們覺得歐盟從未盡力阻止那些導致難民死亡的悲劇，讓人大失所望。
移民渡海的行動確實從二〇一一年起開始增加，地中海一帶卻從未出現跨國合作的搜救行動。歐盟反而挹注大量預算在保衛邊境上。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統計，歐盟從二〇〇七至二〇一三年，共花費約二十億歐元（約新臺幣七百二十億元）建築圍牆、監視系統與設立邊境巡邏隊。上述大致為二〇一三年悲劇背後的時空脈絡。就像義大利裔的調查記者法布里奇奧・加蒂（Fabrizio Gatti）指出的， 第二艘船沉沒時，因為義大利與南歐島國馬爾他兩國海軍轄區交疊不清，救援才有所耽誤。最終，義大利在該年決定展開「我們的海」（Mare Nostrum）計畫。這項涵蓋國際海域的搜救計畫，每月需耗資九百萬歐元（約新臺幣三億二千四百萬元）維持，但其他歐盟成員國完全沒有提供義大利任何經濟援助。隨後在二〇一四年十一月， 「我們的海」遭規模較小的「崔頓」計畫取代，並由歐洲國際邊界管理署（Frontex）負責執行。二〇一五年四月，單單一週內便有兩艘難民船相繼沉沒，共一千五百人罹難。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因此啟動「蘇菲亞行動」（Operation Sophia），旨在打擊北非的人口販運網絡。根據理事會的決議，此計畫盼能打擊地中海中部偏南／北非一帶的人口販運網絡，並辨識、逮捕與掃蕩疑似或確定為人口販子使用的船隻。
但海上悲歌並未就此停歇，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又有三艘船隻沉沒，帶走了逾七百條人命。受害者大半來自厄利垂亞（Eritrea）、奈及利亞、索馬利亞與蘇丹。非政府組織「海洋守望」（Sea Watch）也參與搜救行動，並表示這些慘絕人寰的溺斃事件， 多少肇因於歐盟未能規劃一套特定搜救行動。他們更指出，歐盟先前發動的行動皆未有明確的搜救原則。
二〇一六年十月三日，約一千名蘭佩杜沙島民參與二〇一三年沉船事件的紀念活動。他們遊行至島上於二〇〇八年建起的紀念地標「歐洲之門」，紀念那些在地中海逝去的生命。那一天也被指定為「移民受難者紀念日」（National Day of Remembrance for the Victims of Immigration），成為官方首次訂定相關移民的紀念日。蘭佩杜沙市長茱西・妮可莉妮（Giusi Nicolini）對紀念活動的參與者談及這些悲劇仍是現在進行式。她說：「從當時到現在，又有一萬一千人不幸喪生，光是今年就約有三千五百人死亡。」可怕的是， 她發表此番談話時，二〇一六年尚有三個月才要結束。那天，不僅蘭佩杜沙島的社會運動者，甚至全西西里地區的相關人士都紛紛舉辦工作坊或安排演說，一同紀念這一天。
＊作者為旅居英國的獨立記者。以臥底報導聞名。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邊境人生：在歐洲顛沛流離的難民與移民》（南方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