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讀《帝國晚期的江南城市》（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書時，和心中一些隱隱的卻不能總結出來的觀點相互印證，堅定了我對北京的看法。同上海、蘇州等城市相比，作為八百年帝國首都的北京，受到政治的影響更為顯著。市場因素在城市地位升降與發展變遷中，幾乎起不到作用。龐大的城市群落不是自然生長的，而是屈從於政治的決定任人打扮。
當然，北京最劇烈的變化發生在過去的六十多年。這個城市的野蠻生長，伴隨著中國國情、民族主義、歷史意義的不斷變化而變化，大、小、高、低這些建築學的概念，在政治中都是關鍵問題，因為牽涉優與劣、好與壞、先進與落後等事關國體的大事。也正唯如此，北京也變成了一個涵蓋政治理念與宣揚意識形態的最重要的空間場域。北京是個符號，她的象徵意義及其生髮出的空間政治，又在極大程度上影響了國家與民眾的關係。
這些零碎不成系統的思考——有的就是半截子的、不成熟的判斷，在相當程度上左右了我寫專欄時的基本基調及立場。我不是單純的甚或赤裸裸的抱怨，而是在想：我，一個簡單的市民（或屁民），與這座城市的關係到底是什麼？我們之間為什麼會形成這些關係？對我的影響又是什麼？我何以接受或者抵擋這種影響？
再深言之，在這座城市裡，我是什麼狀態？我的焦慮感、緊張感來自何處？我何以能夠彌合內心裡和這座城市深層次的鴻溝？何以能夠減緩我與這座城市潛在的矛盾與衝突？我把這些問題都會埋在一些看似雞毛蒜皮的小事件裡，寫出自己真實的感受。
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2011年的春天到了香港工作，就停掉了在《南方都市報》上寫北京的那個專欄，開始在《看天下》雜誌上寫香港。相比北京，這是一個新的世界，有許多值得我去發現的東西。這個位處亞洲中心的現代化大都市的確有許多頗可贊許之處，我不過是為前人的議論增加一些並不重要的注腳而已。但香港的生活對我個人而言，卻稱得上是一次脫胎換骨般的改變。也許我至今都沒意識到，她對我的影響有多大。
英國人遺留下來的那些有形的建築、雕塑以及街道，是這個城市可見的部分，是歷史留給她的外在烙印。然而秩序、規則與意識——這些不可見的部分——在支撐著這個城市的價值與夢想。站在這個城市的街道上，有一種無形的力量讓我感到暢快、自由與安逸。我常常站在視窗默默地看著維港上空明豔的晚霞，心中一直在想，是什麼力量可以讓一個地無三尺平的地方變成如今這樣？
很多香港朋友問我在香港生活的感受，我都非常簡單地回答他們，生活在真實當中，或者說，我會覺得生活更真實。此時我會忽略我瑟縮在維港邊上一個400多呎的斗室裡、被80年代的冷氣機吵得難以入睡的情節，但我從不覺得這種生活有什麼可以值得抱怨的地方。這真是一個很奇怪的答案，但卻是我真正的感受。與此同時，我會想到英國作家簡·莫里斯（Jan Morris）描寫香港的一句話：就社會而言，這片土地是自由的，並且基本上是公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