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改革開放二十年後，中國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卻就宗教問題作出具「革命性」的新見解。他在二〇〇〇年的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指出：「宗教走向最終消亡也必然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可能比階級和國家的消亡還要久遠。」 二〇〇一年，江氏再次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重申此點。 二〇〇二年一月，中共中央頒佈關於宗教政策的三號文件中，正式確認這種宗教長期存在的論述。
為何這是「革命性」的見解？因為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江澤民雖然仍然持守「宗教最終會自然消亡」，但卻作出「宗教走向最終消亡可能比階級、國家的消亡還要久遠」的補充。按馬克思主義的理解，階級及國家消亡正是共產社會的實現，也是宗教自然消亡時代的來臨。然而，江澤民卻竟然指出，即或中國真的有一天實現共產主義（中國有多少人相信或期待有這一天？），屆時宗教仍「可能」會存在。這是否跟中共認信的「宗教最終消亡」有所矛盾？顯然，後毛澤東時代的處理，是將這個理論與現實的矛盾置於未來必將實現的信念之上，至於這個「未來」會是甚麼時間，其實是一直懸置……
二〇一八年，國務院新聞辦公佈《中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實踐》白皮書，終於將有關中國宗教的人口上調至兩億（其中基督教徒為三千八百萬、天主教徒六百萬、伊斯蘭教兩千多萬）。 比較一九九七及二〇一八年的兩部白皮書，我們毋須從統計上得出中國宗教在過去二十年間獲得倍增的結論，但卻說明，中共無法不修正有關數字的尷尬與現實。
從宗教復興到靈魂爭奪戰？
張彥的《中國的靈魂：後毛澤東時代的靈魂復興》一書，正是全面地將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宗教如何在遭受控制、打壓、改造，甚至消滅的嚴峻環境下，從掙扎求存到取得驚人增長的事實，呈現在讀者眼前。書中敍述了各種形式的心靈故事，涉及基督教家庭教會的領袖及慕道者、民間信仰的進香客、道教及佛教的實踐者，在在說明在文革後中國，宗教在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翻天覆地變化中，業已成為中國社會的重要事實，也是中國共產黨無法否認的精神及靈性訴求。
不過，當下的中國正處於新領導人銳意開創的「新時代」，近年的發展，說明黨國已將宗教復興視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競爭及威脅。從浙江、河南省的強拆十字架運動、各地禁止十八歲以下未成人參與宗教活動、針對家庭教會的打壓及取締專項行動（本書提及的王怡及其秋雨之福聖約教會，便於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九日遭受大規模的打壓，王怡牧師及其妻子蔣蓉更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嚴禁黨員參教信教、新疆的「再教育營」……在在說明，習近平出於強化意識形態鬥爭及國家安全的考慮，正將中國帶往極權體制的「新」時代。極權體制企圖「全面管控」（total control）社會不同領域，中國宗教自由狀況業已嚴重倒退。我們無法預測，這場精神與靈魂的爭奪戰，到底會持續多久？而在各種挑戰之中，讓再次我們回到百年前的問題──「現代化的中國要不要宗教？」或者，儘管極權打壓下宗教正遭受嚴竣的考驗，但歷史（特別是共和國的歷史）已經給予我們思考的方向，以及可能的答案。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教授、院長。本文為張彥著作《中國的靈魂：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八旗文化）推薦序。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