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清華今後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墜落。我所謂特殊地位，並不
是說清華要享受什麼特殊的權利。我的意思是要清華在學術的研究上，應該
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華在學術研究方面應向高深專精的方面去做。辦學
校，特別是辦大學，應有兩種目的：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材。清華的
經濟和環境，很可以實現這兩種目的，所以我們要向這方面努力。有人往往
拿量的發展，來估定教育費的經濟與否，這是很有商量的餘地的。因為學術
的造詣，是不能以數量計較的。我們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須有兩個
必備的條件：其一是設備，其二是教授。設備這一層，比較容易辦到，我們
只要有錢，而且肯把錢用在這方面，就不難辦到。可是教授就難了。一個大
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
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
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梅貽琦，1931年。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南京教育部函請行政院同意。十月十四日任命。十二月三日，梅貽琦正式到清華校園就職並作了著名的「大學與大師」演講。有道是三年不飛，一飛沖天；三年不鳴，一鳴驚人，梅貽琦在海外悄然無聲地蟄伏、隱忍了三年之後，終於迎來了展翅騰飛，一鳴驚人的歷史契機。
「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1931年梅貽琦奉命重返清華園，面臨的正是一個校長僅處於維持地位，以及完全沒有校長的情形之下，通過教授們共同努力發展起來的、一個新形領導體制的局面。擺在新科校長梅貽琦面前的有兩個選擇：一是祭出政府法令和最高領袖蔣介石欽定的《國立清華大學規程》，行施政府明令授予的「校長治校」大權，依法強勢組閣與處置校務；一是尊重清華傳統和師生意願，把「教授治校」精神發揚光大。最終，梅貽琦選擇了後者，並協助把它鞏固下去——儘管這個選擇明顯地削弱了他個人獨斷專行的權利。
對於這一抉擇的心理活動，梅貽琦沒有留下隻言片語，外人不得而知。但大體而言，與梅氏的性格、德智以及對世局的權衡分不開，或如陳岱孫之推理：「有些可能的原因是明顯的：在出國任留學生監督之前，梅一直是清華的教授，從感情上和對教育的基本觀點上說，他和廣大教師們是一致的。他平易近人，作風民主，學校大事率多徵詢教師意見，這也和他的謙虛平和的性格有關。他似和政治無緣，在他就任校長後頭幾年，連一個掛名的國民黨員也不是。在南京他也沒有政治資本，沒有人事淵源。他只有和全校教師們一起才能發揮他的作用。在清華教師中，許多人是他過去的學生或後輩，他們對於他是尊敬的，他也相信廣大教師是有辦好清華的共同事業心的。同時他也知道力圖控制高教陣地是CC集團既定的派系策略。吳南軒的拙劣表演雖告失敗，但他們是不會就此罷手的，一有機會，還會捲土重來。保留清華這一塊『淨土』，這是他和全體教師的共同願望。一個以教育學術民主自由為號召的校內管理體制，在抵抗和緩和外部政治派系勢力的侵入和控制上也許能起到作用。」
陳氏的分析不見得是梅貽琦所想的全部，但有一部分當是可信的。梅對這一體制具體扶植的措施，是拋開南京政府教育部制定的校長總攬人事大權的《國立清華大學規程》，重新按一九二六年曹雲祥掌校、梅氏本人被選為教務長時代，由清華教授會制定的《組織大綱》行事，即：評議會為最高權力機關，教授會擔任制衡角色，校長為「王帽」，三者相互制衡監督。
在這之前和之後的梅貽琦，一直把自己當作京戲中王冠整齊、儀仗森嚴、端坐正中，其實並沒多少戲份和唱段的「王帽」看待，這是自謙，但也說明了他看待自己身分的態度和治校理念。梅掌校後，不但採取「教授治校」的方針，且再次重申：校務依循民主制度運作，開會時必須要有提案，然後才能進行討論與表決。凡與會者均有提案權與自由發言權，經過多數贊成之後，才能作為會議的議決案。這樣的議決案才算是代表多數的意見，少數人自然就無計可施。——這一連串的民主方略，作為不可撼動的制度在清華重新實施後，已離開清華的郭廷以聞訊，認為：「教育部為了安定起見，調他[梅]回來，他是清華學生逼走的，結果回來當校長，但此後評議會管事，校長等於是林（森）主席，不管事。」意即梅貽琦只是教授會和評議會的傀儡，或一個懸絲木偶而已。
郭廷以後來到了臺灣，創辦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並自兼所長，儘管胡適說他從來沒聽說過郭廷以，也不知道郭廷以是誰。但後來其「事功」頗受本所研究員吹捧抬舉，似有成仙變聖之感。不過就郭氏對梅貽琦出任清華校長的一段說詞，至少有兩個方面不合事實：一者，梅貽琦並非學生趕走，而是被羅家倫與郭氏等合謀設計擠走並放逐海外的。二者，歷史給出的答案是，梅貽琦不是當年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他的性格也不可能成為林森式傀儡。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
事實上，「教授治校」在清華的實施，不但沒有削弱梅貽琦作為校長的權力和地位，反而有益於梅的地位穩定與校內風潮平息——梅貽琦是聰明且有大智慧的，非羅家倫、吳南軒等輩，甚而幾個小雞肚腸、蠅營狗苟的幕僚如郭廷以者所能比擬和理解。從郭氏的認知與說詞中，可以見出郭廷以之「小」，梅貽琦之「大」。梅貽琦「大」在何處？素有「國師」之志且行之於身的馮友蘭，晚年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實際上，如果校長善於運用，他不但可以不招致教授會的反對，而且可以使教授會轉化為自己的工具。前北大校長蔣夢麟從經驗中得到一個規律。照他說：在一個大學中，校長、教授、學生是三種勢力。如果三者之中，有兩種聯合起來，反對其餘一種，一種必然失敗。梅貽琦跟教授相處很好，常稱：大學者，有大師之謂也；校長的職務是率領職員為教授服務。在這種運用中，他其實掌握了大權，並且在學校有事的時候，教授會總是幫他的忙。後來的幾次學生運動中，教授會總是跟校長在一邊。按當時校長和教授的階級性說，這是必然的。」馮氏之言，可謂一針見血，真正指出問題核心，比之郭廷以氏之「高見」，確屬天壤之別。對於此點，陳岱孫晚年亦有所討論，謂：「無論如何，梅在受任校長後接受了這一體制，並加以扶植。……在理論上，教授會、評議會、校務會議、校長四者之間，在許可權和意見上是可以發生矛盾的，但在實際上卻沒有發生過任何裂痕。校長是教授會、評議會、校務會議的主席，在會上梅總是傾聽群眾的意見，而與會的成員也十分尊重他的意見。」於是，學校的許多危機化之為無形，許多難關亦平安度過去了。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或如朱自清所言：「在這個比較健全的組織裡，同仁都能安心工作，樂意工作。他使同仁覺著學校是我們大家的，誰都有一份兒。」
「誰都有一份兒」，正是梅貽琦掌校後「大家」的共同認知和心聲，也是力量集結的源泉和化險為夷、不斷前行的動力。對此，清華校友趙訪熊有過切身體會，趙說：我一九三三年回清華任教時，梅貽琦擔任校長已經兩年了。「那時清華民主氣氛盛行，學校的各種事情，例如分房等等，都設有委員會，記得全校有三十四個委員會。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我身在十七個委員會中，為什麼呢？因為我是學數學的，梅先生說，把他放進去，算算什麼的。」趙氏所說的三十四個委員會，皆由評議會所統籌，但清華評議會在行政上固然是重要的一環，甚至學校比較大的支出，也須評議會選出的會計加蓋印章始為有效，但會計只佐助校長詳為稽核而已，並不妨害校長的決策權。
因而，趙訪熊在回憶中特別強調，各個委員會各管各的事，但「都是由梅校長直接領導。」藉此可見，梅貽琦是真正參透黃老哲學「無為而治」，並善於在實際中應用的智者高人，不是外強中乾的顢頇，更不是大權旁落的傀儡，此舉如清華校友鄒文海所言：「梅校長在評議會中，猶英國首相在內閣會議中一樣，總是靜聽他人的意見，而後再作決定，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集思廣益。他不先表示意見，他人自無從附合他的意見，更不比怕與校長的意見有什麼衝突，所以每個人都根據自己的看法據理力爭。
這樣的爭論，自然都是對事而發。梅校長兼聽眾論之後，很容易作一適當的抉擇。當各人的意見沒有什麼出入時，他的結論只是歸納大家的意見。當各人的意見距離很大時，他的結論可能表示他自己的看法。無論在哪種情形下，梅校長的結論多數是為入會人士所樂於接受的。梅校長主持任何會議，都是採取上述方式。」——正是因了這樣寬廣明亮的胸襟和為人處事的方式方法，才如歷史系主任蔣廷黻所言：梅貽琦掌校後，清華「在他的領導下不再是個政治皮球，步上了正軌。」
＊作者岳南，曾為編輯、台灣清華大學駐校作家等。著有《風雪定陵》、《復活的軍團》等考古紀實文學作品十二部。另有《南渡北歸》、《陳寅恪與傅斯年》等傳記作品十餘部。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大學與大師：一九三○至一九六○，烽火中的大學如何奠基百年教育》（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