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主義是一個毫無法紀的管理形式，權力只歸屬於一個人。一方面是濫用權力，不受法律節制，屈從於統治者的利益，敵視被統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恐懼作為行動原則，統治者害怕人民，人民害怕統治者──這些在我們全部的傳統中都是暴政的標誌。」二十世紀的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這麼說。台灣社會歷經人類政治史上執行最「長久」的戒嚴令，正是所謂「極權主義」統治的沃土，我們稱之為「白色恐怖」，這一道既深且久的傷痕對台灣人的心靈與台灣社會整體的精神戕害迄今仍等待著歷史學者、政治學者、社會學者、心理學者、詩人、小說家、藝術家、電影人的研究、批判、訴說與撫慰。
檔案局裡的國家檔案應該要徹徹底底地開放出來，讓傷痕被檢視，讓膿包被清創，讓苦楚被體會，讓尖叫被聽見，讓不堪被擁抱，讓子彈被認得、讓鮮血被凝結，讓傷口被縫合，讓仇恨被放下，讓心靈長出新希望......
要知道，一絲絲的遮掩都是對真相的戕害，一絲絲的遮掩都難以讓人不去懷疑今天統治者的誠意。要知道，恐怖統治下第一個死掉的東西，就是「信任」，任何一個社會學家都明白，信任之於一個社會是什麼，是真正讓社會能運作下去的本質。當我們失去信任，我們根本下不了床，走不出門，不能過十字路口，不能過橋，你怎麼相信大家會在紅燈時真的停下來，你怎麼確認蓋橋的人有好好地蓋？
徹徹底底地開放國家檔案，讓每一個人自由地信任地走進傷痕歷史裡研究或漫步都好，讓我們重新開始學習認識彼此並相互信任。我們都是「白色恐怖歷史的後裔」不管當時我們和我們的祖先是誰，做了什麼？本省人或者外省人？勇敢或者懦弱？堅守或者出賣？屈服或者反抗？留下或者逃走？解除戒嚴推倒暴政之後，我們現在彼此脣齒相依地生活在一起，而且必須如此繼續生活下去。遺忘顯然不是一條牢固的路，人類的歷史已向我們證明遺忘是犯錯的開始，仇恨更不是辦法。如今領袖是自己選的，民主使我們再也沒有了推卸責任的藉口，作為一個公民，先決條件之一，不正是有義務去了解歷史真相，才能為國家的未來做出「判斷」（投票），不要忘記每一個憲法賦於你的政治行動自由與權利，都與我們國家的前途有著密切關係。捍衛民主最好的方式之一，便是去理解古今中外的恐怖統治型態，唯有如此才能體會民主的真諦，思索民主的實踐方法。看看現在就知道對過去沒有了解的人是不會做出好的判斷，帶著對過去的仇恨與偏見的懦夫，將只會打人一巴掌，沒有判斷力。
現在就讓我們言歸正傳認真地談談「政治檔案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