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以美國耶魯大學的政治與全球暖化（Politics and Global Warming）研究報告為例，便發現針對全球暖化，其選民調查之結果亦顯示，認同應鼓勵再生能源者比例甚高，其中又以太陽光電及風能為最。[7]
其次，在今年10月8日，IPCC發佈眾所矚目的1.5C特別評估報告（Special Report on 1.5C）中指出，在與升溫威脅拔河得過程，首要工作將是加速全球經濟「快速而深遠」（rapid and far-reaching）的轉型，且在含括以解決能源供需問題為首的能源調整。IPCC認為，若要達到控溫1.5C為目標的情境，「必須在世紀中葉脱碳（淘汰生煤（unabated coal））、電力供應以再生能源為主，以及能源的消費電力化並提升其效率。準此，2030年起應停止投資生煤的開採、部分化石燃料的投資，必須在其資本回收以及營運之生命週期屆滿前就提早除役。這代表了在2050年，能源部們幾乎必須全部除碳，並將能源配比調整為再生能源佔比達70-85%。」但是IPCC也承認，通常這些氣候政策的效益往往難以量化，但強調，這些調整的規模將重於速度，且善用整合評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 IAMs）來呈現政策效益成為必要。
綜上，我們的決策應否反應這些攸關台灣永續未來的需球呢？其實，巴黎協定的指標意義早已被納入在前述我國的能源政策綱領中，只是在推動離岸風電發展的四年方案中，我們並未看到具體將這種全球暖化政治納入決策的作為。
問題二：我國離岸風電政策經得起考驗嗎？
對照我國當前聚焦於躉購費率的相關爭議，我們似乎必須反省，7年的風電投資所為何事？我們是否過度且長期自外於全球氣候政治的主軸思維？讓決策者與人民都忽視了IPCC的示警、對全球脱碳的擘劃、對發展再生能源之規模重於速度，以及善用整合政策評估模型的科學論述。讓整體推動離岸風電方案的規劃，失去了應有的決策高度與正當性，淪為市場叫價，甚至恣意抹煞這七年來，融合國內公私協力所初步勾勒出的離岸風電願景。
面對這些爭議是使否我們應回首檢視自己的風電發展計畫，看看是否有需要再調整的地方。誠如下列圖表所示，我國於2016年推出的四年風力發電計畫，主要以「示範」、「潛能」、「區塊開發」為規劃主軸，並以法規精進來處理幾個重大法律障礙：
然則，由於法制完善程度不足，在整個方案推動過程法律爭議不斷，實則，此次費率爭議亦或多或少與此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