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示範、潛力開發與區塊開發之三階段區隔不明。
二、在決策層面欠缺決策願景之提出與跨部會整合規劃。
三、開發許可（Development Consent）之法源不足且行政涵蓋內容不明。
若再加上四年風電計畫的政策環評所留下一些待補充的環保、文資與生態資源養護的問題，究竟應由哪個部會應承擔哪一些責任？似乎亦不明確，這種留白現象除導致環保或公民團體過高之期待，更可能增加開發商之風險與或有成本。
其次，我國的風電發展計畫並未如同其所參考之英國經驗，涵蓋必要的五大面向法律規劃；即：決策、市場、研發與技術推廣、聯網與併網、環境與規劃所需法律架構（legal framework）之配套規畫，而僅以《風力發電示範系統獎勵辦法（101.7.3）》及《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申請作業要點 （104.7.2）》兩個行政命令或規則之法令為據，來啟動風電開發，與英國循法制途徑，針對法律未曾適用之離岸風電發展課題，參酌過往海域開發油、煤、氣、電之經驗，擬定新法或調整法規之適用的作法，大異其趣。這也種下了長期以來，台灣官員為推動創新科技應用，而面臨的公眾信任不足，甚至圖利他人之另一事例。就經濟分析法學的角度而言，這是典型的制度或法律風險，更是難以內化的外部成本。
目前，伴隨經營風險所致生不確定開發成本，以及因「作中學」體制衍生之外部性，這些挑戰已逐漸隨公眾聚焦的離岸風電躉購費率爭議，擴大成為趨近零和遊戲（zero sum game）[3]的困境。對於開發商，這或許只是一項失敗的投資，但是對於台灣，這將是一個不可逆，甚至喪失外人重大投資契機與因應氣候變遷條件的悲劇。
我們究竟在爭些什麼？
審視目前引發核心爭議的FIT費率問議題之核心所在，主要呈現在兩大爭議：其一，為何會有自遴選轉為競標的決策轉彎？其二，為何短時間內會有如此大的費率波動？至於監察院對於經濟部的提問有三：「第一、離岸風電影響國家財政、全民納稅權益，經濟部應有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依據。第二、質疑躉購費率價格過高。第三、七年內建置離岸風電5.5GW裝置容量，過於速成的方式，無助於建立學習曲線。」針對這些問題，我們或許可以先做一個爭點的綜合回顧。
依據官方說法；我國係為了落實2025年離岸風電裝置容量達到5.5GW之政策目標，採取先遴選後競標方式。在策略上，先在遴選階段的3GW，以躉購費率補貼為誘因，要求開發商承擔國產化責任，以建立我國在地的離岸風電產業供應鏈；至於另外2GW裝置容量部分，則藉由競標制度，來追求最低價，而不要求在地化。故此，2018年6月競標才會出現2.2~2.5元的低價，甚至比當時台電平均售電費率還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