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隨著中國兩會在北京盛大召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三月五日在大會上做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及，今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目標在六點五到七的區間，而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也不斷地強調，中國的經濟不會硬著陸。由於中國的經濟正面臨轉型的關鍵時刻，以至於能否保持過往的高速成長，遂成了眾所矚目的焦點。然而，若仔細探究經濟成長背後的意義，便會發現，中國其實早已深陷經濟成長的迷思而難以抽身。
「經濟成長」開始為世人所注目，最早可以回溯自工業革命之後，隨著大量工業的發展，幾個先進的工業國家，其經濟成長相較以十八世紀以前的幾個世紀，出現跳躍式的成長，從而，在工業革命成果逐漸普及於世界各地的同時，經濟成長遂成為各國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品質提升的普遍衡量指標。易言之，自工業革命之後，一直到1980年代以前，『經濟成長』，不僅是形式上可以看出一國的發展，更可以藉以衡量比較，實質上，一國國民的生活水準的提升與進步。在這個階段，除了少數經濟衰退週期的調整，絕大多數時候，經濟成長伴隨著更均富的社會以及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倘若站在人民福祉提升的角度來看，毋寧，經濟成長的實質意義，才是我們所真正需要關心的。
然而，在1980年代之後，社會開始瀰漫一股強烈的功利主義與物質主義，追求物質利益的背後隨之而來的是，對創造財富的偏執、貧富差距的擴大以及對於經濟不斷成長的幻想。最重要的轉捩點，無遺落在蘇聯瓦解，成為壓垮社會主義冀望成為主流的最後一根稻草，而資本主義在華盛頓共識如海嘯般的席捲全球下，遂造就了今日，絕大多數這個世界上的國家，都受到了經濟成長這個圈套的制約，彷彿經濟成長成了每個國家唯一存在的目的，而人民實際的福祉，社會集體的安全，則在華盛頓共識追求盡可能的私有化之下，逐漸從眾人的目光中消逝。經濟成長的存在，也從過去兼具形式與實質的意義，退減至只剩下形式上，衡量一個國家經濟量體膨脹程度的冷冰冰指標，與人民實際生存溫飽的生活品質嘎然脫離。於是乎，經濟持續成長，而貧富差距的懸殊也以驚人的速度擴大中。
在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初期，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政策，確實創造了一批均富的新階層，而此一現象也成為其他廣大鄉村農民，前撲後進地奔向城市中，追趕上先進群體的強烈動機。改革初期的成長紅利，一如共產黨所主張的平均概念，雨露均霑地給了這群努力追趕上改革步伐的人群。而這段期間中國經濟的高速成長，中國模式崛起的奇蹟更加強了共產黨威權統治的正當性。然而，在金錢與權力的裙帶關係交錯下，當改革的紅利開始走向一小撮既得利益者的口袋，而不再是廣大群體都能共享的福祉。於是，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出現了驚人貧富差距的諷刺現象。蟻族、蝸居的出現，猶如一把熊熊烈火，煽動起人民心中對於利益分配不公的不滿，暴亂、動盪開始此起彼落的如狼煙般燃起於中國境內無數的城市鄉鎮。
經濟成長對於中國所帶來的枷鎖，不止於迷失於追求形式上國家經濟量體的擴大，其背後更深層的意義，在於過去東亞模式中，幾個先進國家如：南韓、台灣、新加坡等國，不約而同的都在早期的發展過程中，以經濟成長作為正當化國家威權統治的主要手段，而威權統治下的政治穩定又提供了經濟發展的溫床，於是兩相循環影響之下，經濟成長遂與威權統治的正當性幾乎劃上了等號。由於經濟成長有時而盡，於是後來轉型民主政府的台灣以及南韓，雖未能完全將政府的施政目的與經濟成長脫節，但至少確立了民主法治作為政府的統治基礎。然而目前中國，在政治改革停滯的此刻，中國威權統治的基礎毫無疑問地仍和經濟成長緊緊綁在一塊，也因此中國政府無論如何，不管是在金融海嘯期間撒下巨額的通貨，或是在統計數字上進行調整，拼了命的都要維持經濟持續成長的光景，自然也不意外。除了繼續滿足中國崛起這個亮麗口號下的幻象，更重要的是維繫中南海上，權力核心得以繼續威權統治中國的合理性。
總括來說，經濟成長彷彿是西方國家為中國所設下的緊箍咒，正如中國政府亟思要在2020年，將人均首入翻一番，要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等宏觀經濟的施政目標。事實上，收入數字的多寡，只能一定程度的反映人民實際的生活品質，也因此，倘若中國能夠讓人民均富，使人民的生活水準都能達到滿足溫飽的標準，從而即便停留在低等收入國家，那也遠勝過經由形式上的擴張經濟量體，然而社會的貧富差距懸殊，社會動盪頻仍的中高等收入國家來得為佳。更重要的是，經濟成長作為威權統治的合理化基礎，終究有其極限，誠如台灣以及南韓的發展經驗，而這也是許多中國研究專家，堅信政治改革是中國政府無法閃避的課題。
＊作者為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雙主修經濟系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