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典蓉專欄:轉型正義干我什麼事

2016-03-12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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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主化多年,對威權時代的白色恐怖等違反人權事件,仍陷於記億或遺忘的困境之中。(曾原信攝)

台灣民主化多年,對威權時代的白色恐怖等違反人權事件,仍陷於記億或遺忘的困境之中。(曾原信攝)

英國牛津大學歷史系教授提摩西.賈頓艾許年輕時想要研究了解納粹,但是他到了柏林後,發現在圍牆後面的東德,儘管沒有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但男男女女們在另一個德國獨裁統治下面臨著類似的兩難處境,他碰到歷史研究者夢寐以求的大好機會,可以在當下歷史中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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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歷史的觀察和參與常常界限模糊,「歷史學家一面做研究,一面也創造了歷史,自己成為了這個歷史的一小部分」,10年後東德民主化並決定開放檔案時,賈頓艾許發現他也有一分檔案,多達325頁,從未公開審判的罪名是「為敵對組織進行顛覆活動」,他的代號是羅密歐。賈頓艾許後來將此一特別的經歷寫在《檔案羅密歐》(The File)一書中。

這份檔案是東德情治單位為他做的起居注,賈頓艾許和小軟帽女士約會,和學者靈光乍現的交談,都被一筆一筆記載下來,線民不只記錄,也加油加料,多年後賈頓艾許甚至要比對自己的日記,才能重新找回當年的自己。

東德瓦解 才有最徹底的轉型正義?

賈頓艾許一個外國學生就有5位線民監視,而這可能是最少的,依據東德內部統計,在1988年時,所謂的「非正式工作者」(線民)人數高達17萬,以當時東德的人口來算的話,就表示每50名東德的成年人中,便有1名情治人員。如果說警察國家的箝制監控令人驚心,那麼這些資料的公開,則更具戲劇性,因為在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中,只有東德是被西德接管,新舊國家安全機構之間出現斷裂,東德才可能毫不猶豫的揭露前祕密警察國家的惡行。

賈頓艾許更形容,在德國這個馬丁.路德和歷史學家蘭克所在的國度,清教徒顯然熱中於正視過去的惡行;德國人不但舉行公開審判、進行體制內肅清、組織委員會,而且還有系統的公開了祕密檔案,讓所有想知道自己如何被害、或自己如何害過別人的人,都可以一觀檔案內容。為了管理這些檔案,德國政府就雇用了3千名全職工作人員處理這些檔案,超過1百萬的人申請閱讀自己的檔案。

這樣徹底的轉型正義經驗顯然造成巨大的撕裂及痛苦,檔案開放後改變了許多人的人生,一名女士曾因想逃往西德,而被關了5年,從檔案中,她發現當初告密的竟然是與她同居的男子;一位政治活躍分子發現,她的丈夫從認識她的第一天起,就開始打她的小報告;一位作家發現,他的哥哥一直在監視他。對很多人來說,比坐牢更不堪的,也許是自己安身立命的世界在一夕間瓦解。

要記憶還是遺忘?背後可能是個假的命題

正因如此痛苦的經驗,一直有人反對德國的做法,然而,到了20世紀,已經不能如19世紀的法國政治學者勒南所說的,遺忘是新國家建立的要素,畢竟,只有受害當事人有資格說,「不知道是否比知道更好」。真相的還原是最起碼的正義。

要記憶還是遺忘?背後糾葛的是,正義是否伴隨著永無止盡的衝突?真相是否必然帶來仇恨?為了轉型正義,而「犧牲」了共同體的可能,是否值得?

因為檔案的揭露,賈頓艾許去訪問了當初監視他的線民,有人是為了小小的特權,從只談專業的事,到最後連最親密的關係也可以出賣;但有的人是為了共產主義的理想,可悲的是,當年懷抱遠大的夢想,最後卻淪為卑微的線民。

然而,即使是那些貪小便宜的人,賈頓艾許發現,在這次尋覓中,他沒有看到一個明顯天性邪惡的人。但是,每個人都很軟弱,任由環境塑造他們。與其說這些人多麼邪惡,而毋寧是人類的脆弱,和人性中無盡的弱點。然而,他們的行為的總和卻是一大邪惡。

我們面對的 是比平凡還平凡的邪惡

如果真相是轉型正義的要件,那麼,台灣其實是一直模糊以對的,白色恐怖時代的檔案,受害當事人即使可以申請查閱,線民這一欄也是被遮蓋的,彷彿他們吃了這麼多苦頭後,仍然不配知道真相,受害者即使受到補償,國家保護的仍然是線民;同樣的,在1980的柔性威權年代,盛行於校園、軍中、媒體、海外的監控,相關檔案從未見光,隨著台灣民主化,這一頁情治監控史也自動翻過一頁。要不是高麗娟勇敢的寫下《從覺民到覺醒:開花的猶大》這本懺悔錄,那些當年受監控的人可能會陷入被迫害者妄想的情境。

然而,即使一切的資料檔案都被銷毀,只要受害者的傷痛存在,這一頁歷史就不可能掩蓋,在白色恐怖年代,是生死大別;在柔性威權年代,是陳文成的陳屍台大校園,即使到了解嚴後,還有不合時宜的獨台會案。在這些悲劇或鬧劇之後,都有著無數大大小小的猶大,和東德那些線民一樣,有人可能是為了得到出國的最好機會,有人可能是為了升遷,有人可能是真心的忠黨愛國。如果有機會「認識」這些人,你可能會發現,他們所思所慮的和一般人相像得恐怖,真是比平凡還平凡的邪惡!

「那些從來不必面對選擇的人,永遠不會知道當初自己居於那個位置,或當另一個獨裁政權再起的時候,會如何表現。」這也許是罪者的託詞,然而,轉型正義的最高境界也許是,如果我們生於同樣的年代?如果出身同樣的家庭?如果面對同樣的誘惑或威脅,我們可以扺擋多久?或者,我們認知到「平凡的邪惡」真是人類的宿命,那麼,如何強健公民社會的體質,讓我們這些平凡的人永遠不要掉入被誘惑或威脅的情境,這可能也是轉型正義情境中該思考的事吧!

轉型正義的最終目標,事關每個公民的反省,德國經過了陣痛期,台灣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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