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在賀衷寒做出承諾之後，台灣義勇隊仍然在數個月之內沒有得到政治部的經費補助。急於讓被集中管理的台灣同胞重獲自由，李友邦在沒有經費的情況下先於1939年1月成立台灣義勇隊籌備委員會。成立之初就號召60餘人參加的台灣義勇隊籌備委員會，就是靠來自朝鮮義勇隊的支持才得以維持運作。
由此可見，朝鮮義勇隊在台灣義勇隊成立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可以用舉足輕重來形容。所以當1939年2月20日台灣義勇隊在浙江省金華縣成立之際，金元鳳也出席了儀式。甚至李友邦在金華的辦公室與住所，都是來自於朝鮮義勇隊的贊助。
在金元鳳與李友邦號召下，來自日本、朝鮮以及台灣的國際主義者，甚至還成立了一個名為「日朝台反法西斯大同盟」的組織。他們在由顧祝同出任司令長官的第3戰區之下與中共新4軍積極配合，宣揚有利於共產國際以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
為了讓未成年的台灣人子弟也參加抗日工作，李友邦還仿造朝鮮義勇隊的三一少年團，在台灣義勇隊的體制下另外成立台灣少年團。戰時參加台灣少年團的曾東昇先生，表示過去他們這些台灣孩童會在李友邦的要求下，寫信給三一少年團的團員，強化台灣與朝鮮抗日團體的關係。
金元鳳與李友邦表面上效忠蔣中正，可實際上他們對國際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信仰都不曾有過動搖。所以除了寫信给三一少年團聯絡感情外，曾東昇表示台灣少年團寫信的對象還包括了「史達林同志」與蘇聯的孩童。國民政府由於需要蘇聯的援助，尤其是空軍方面的援助，對此只能採取默許的態度。
自1937年8月20日國府與蘇聯簽署《中蘇互不侵犯條約》開始，到1941年4月13日蘇聯與日本簽署《蘇日中立條約》為止，中華民國與蘇聯處於外交關係上的「蜜月期」。蘇聯不只向中華民國空軍提供I-15與I-16等戰機，還派出志願飛行員直接投入與日軍的戰鬥。
這也是自北伐結束以來，中華民國政府最「國際主義」的一個年代。儘管國共之間不是沒有摩擦，但仍舊在抗日的這個大目標上盡棄前嫌，讓信奉社會主義的朝鮮義勇隊及台灣義勇隊得以找到活動空間。可這一切，隨著1941年「新4軍事件」的爆發，還有蘇聯從中國戰場上撤出顧問與飛行員開始出現變化。
重新「向右轉」的國民政府
可蔣中正領導下的國民政府，選擇與蘇聯、中共還有來自日本、朝鮮以及台灣的左翼人士合作，終究只是權宜之計。接受蘇聯援助，是在得不到其他歐美國家支持下的一個不得已選擇。所以當蘇聯鬆動了其反日立場，且中共又出現叛亂的跡象時，蔣中正會馬上中止這樣的夥伴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