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台灣義勇隊能夠順利成立的關鍵原因，就是來自於朝鮮義勇隊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事實上比起長年被視為「藩屬國」的朝鮮人，與大陸人同屬炎黃子孫的台灣人更加不受國民政府信任。他們不是被當成赤色份子，就是潛在的日本間諜看待。
所以自清黨以來，許多「抗日過激」的台籍抗日志士遭到國府警察逮捕，直接引渡回台灣交給日本人「管訓」。隨著中日關係日益緊張，越來越多在大陸的台灣人，包括在國府軍政機構服務的台灣人都遭到不同程度上被的威脅。如來自台中的首位台籍飛行員謝文達，就差點遭到「藍衣社」暗殺。
「藍衣社」願意協助左傾的朝鮮人金元鳳培訓幹部，卻暗殺已經在中華民國空軍服務的台灣人謝文達，這種差別待遇很難不讓為了抗日投效祖國的台籍志士心寒。本來滿懷抗日情操的謝文達，也只能躲到上海的日本租界尋求保護，最後甚至進入汪精衛政權的中華航空株式會社擔任理事。
等抗戰正式爆發以後，時任福建省主席的陳儀，更是下令將200餘名台灣人集中於崇安縣看管。鑒於當時參加國軍的台灣人，凡閩南人一律自稱福建人，客家人一律自稱廣東人，想要讓台灣人堂堂正正又有尊嚴的參加抗戰，李友邦認知到唯一的方法就是組織台灣義勇隊。
唯有獲得國民政府的承認，台灣人才有被視為中華民國國民看待的合法途徑。為此中國共產黨向李友邦伸出了援手，派遣黨員張一之進入李友邦領導的台灣獨立革命黨擔任秘書，協助組建台灣義勇隊的相關事宜。張一之則以朝鮮義勇隊獲得政治部核准成立的案例，鼓勵李友邦依循相同經驗爭取政府支持。
活躍在中國戰場上的兄弟部隊
於是在1938年12月，也就是朝鮮義勇隊成立後的兩個月，李友邦就在張一之陪同下到桂林拜會金元鳳。兩個來自日本殖民地的左翼抗日領袖碰到一起，馬上就產生出「同志加兄弟」的火花。這是今天彼此有瑜亮情節，且互看不順眼的台灣人與韓國人所難以想像的。
受到1919年爭取民族獨立的「三一運動」影響，其實金元鳳早從一開始就認為朝鮮與台灣是「命運共同體」。如果朝鮮要擺脫日本的枷鎖，就不可能沒有台灣戰友的支持。所以早年他領導成立抗日團體朝鮮義烈團的時候，就把「台灣總督」列為他們七種可以狙殺的「七可殺」目標之一。
所以在與李友邦會面的當下，金元鳳就承諾全力支持台灣義勇隊，並把他介紹給在主管部隊政務的政治部第1廳工作，擔任朝鮮義勇隊工作指導委員會委員的周咸堂認識。透過周咸堂的引薦，李友邦又獲得政治部第1廳廳長賀衷寒接見，並當面承諾會撥交經費給台灣獨立革命黨成立台灣義勇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