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回國之後，我專心投入原住民的文化復振工作，開始在各報章雜誌上寫文章。不久康寧祥先生籌辦《首都早報》，做為文化版的編委，每周得寫一篇專欄，因而逐漸養成觀察評論時事的習慣，藉以抒發一些來自原住民角度的看法，後來還收録在幾本陸續出版的拙著中。解嚴後台灣社會、政治、文化的變遷，尤其修憲、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等大關節，驚嘆之餘，都留下了若干平凡無甚高論的評論，算是個人回應自己所處時代的心影。
2016年二次政黨輪替，而且這次民進黨和相近路線的政團，無論在稍前的地方選舉和後來的總統及國會大選，都贏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對台灣或中華民國的歷史而言，2016年絶對是非常重要的轉捩點。
果然轉型正義的問題，立刻觸及到歷史追討的行動，成為國會與媒體發熱發燒爭論的焦點。其實，這是1945年台灣戰後兩岸和國際現實積澱下來的老問題，七十年來和我們每一個台灣人民一路糾纏。只是過去面對這個問題，我們政治算計得多，認真嚴肅處理得少，往往淪為表面形式化、單面向的情緒宣洩。2004年的大選，我們面對同樣的情形，我因而在中國時報專欄裡寫了一篇題作〈拒絕歷史被政治綁架〉的短文（後附）。
2016年台灣整體的民意和政治、社會氛圍完全不同於2004年，我們可不可以有一些長進，能更細膩的處理歷史問題？以現在的條件來看，這應該是一件可以期待的事。我因而重讀幾篇舊作，注以2016年的心情，是一種回顧也是對自己的提醒。
附：〈拒絕歷史被政治綁架〉
和一位終身致力於台灣文獻及歷史研究的百科學者會面，談到這幾個星期來有關台灣史觀的熱門議題，他難掩一臉的無奈和落寞，原來四、五十年勤奮搜讀、踏查、推敲、考證的學術勞動，比不上一個政客或一個普通的外行人政治性的宣傳，形勢和民意走向似乎更能決定歷史的詮釋。 這樣的結果，對長期習慣於某種特定史觀的人來說，無論在理智和情感上，都是一件殘忍的事。幾天來上街頭、丟雞蛋、割喉嚨、衝突互毆的情事層出不窮，對早已因選舉而劍拔弩張的族群關係而言，無異是火上加油。有人說，台灣內部的撕裂，已經滲透到骨子裡面去了，他們甚至作出了一些悲觀的預言。
其實過去在「中華民國」基礎上所建立的史觀，並不是不可挑戰的，尤其當它依附在某種黨國體制意識形態的指導下，其不正當性昭然若揭。從這個角度說，質疑原來的史觀不但有其合理性，而且也是台灣民主化進程中必經的過程，它可以讓我們從種種蒙蔽、無知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從一個更多元的視角，回望我們的過去，前瞻我們的未來。
然而，這一波歷史解構的行動，從目前論述的狀況來看，和原來「中華民國」史觀的建構有著完全相同的邏輯，它們同樣是為某種政治意識形態服務，其結果是：我們只不過是從前一個捆綁，走進另一個捆綁，強烈的窒息感依然盤踞在我們靈魂的深處。
最明顯的證據，就在這段日子以來歷史爭論的主角都落在政治人物的手中。他們在選舉期間發動了這個議題，自己扮演歷史學家的角色，媒體也配合演出，成了他們的講台。歷史因而變成一種政治立場的選擇，甚至是愛不愛台灣的重要指標。這當中，不但排除了不同史觀的發言權，歷史學家的專業辯論也無法進入一般公共的討論領域。歷史，和過去一模一樣，仍然是一種政治的宣言。
當然，歷史和政治或權力間千絲萬縷的關係，並不容易清楚切割，甚至有人認為權力是歷史的本質。不過，如果民主是某種我們可以追求的普世價值，那麼容許、創造或捍衛各種歷史詮釋立場的平等對話，仍然是我們應當努力的方向。我們譴責一切不擇手段用政治綁架歷史的作法。
從這樣的理解出發，我們該當解構的何止是「中華民國」史觀。多年來，我不斷指出以漢族為中心的「台灣四百年」史觀，同樣是需要檢討的。而台灣海洋性格的重新認識，以及它和廣泛的南太平洋諸島嶼間的親密關聯，隱藏著許許多多的歷史議題，有待我們進一步去挖掘。我們需要一個有門有窗的歷史思惟！
羅素有一段話令我印象深刻：「這個世界最大的麻煩，就在於笨蛋及狂熱分子對自我總是如此確定，而智者的內心卻充滿疑惑。」事實上，歷史和「意義」一樣，充滿弔詭和不確定性，被疑惑的智者，或許不能告訴我們歷史是什麼，但卻永遠可以是一種教導，讓我們多少可以領略自由的滋味──雖然它是那麼樣的飄渺、難以捉摸……。
我因而更加尊敬我那一臉無奈、落寞的史家朋友。
＊作者為監察院副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