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臺灣經濟社會早已經掉進了「人才無路用陷阱」之中；但是，蔡英文政府卻還繼續準備加碼「落井下石」，讓臺灣社會與人民淪陷得更深，令人焦心不已。
典型的「人才無路用陷阱」困頓併發症
主政者傾力轉型正義既滿三年，卻已看到臺灣社會掉進典型「人才無路用陷阱」(Jobless Trap) 的嚴重困頓境遇：最具體顯見的社會表徵，是越來越趨嚴重以至越發普及深化的「年輕人失業」(un-employment)與「中高齡無業」(un-job)現象。
「人才無路用陷阱」主要映現一個國家社會的人才資本，無論是新生人力資本或是資深成熟人力資本，都普遍化沒有就業就職機會地「被失業」或「被無業」：「年輕人失業」是知識經濟時代普世固坿存在且不斷惡化的國家客觀社會問題；「中高齡者無業」則是今天臺灣特有的政策法制劣化所肇致的主觀人為問題。
「年輕人失業」加上「中高齡無業」的並存現象，是國際經濟學家研究世界經濟發展成長歷程驗證中，一種開發中國家發展成長過程中，經常會遭遇到的國家經濟發展成長兩個重大瓶頸困頓病症：「人才無路用陷阱」是開發中國家成長發展過程，極可能普遍與「中等所得陷阱」(middle income trap)並存的一對絆腳石；「中等所得陷阱」讓開發中國家晉級不上去，「人才無路用陷阱」讓開發中國家加速度下挫頹敗，兩者並存更是充分預示一個國家社會之必然「停滯」或「敗退」。
很不幸的是，自從2000年陳水扁首次政黨輪政以來，臺灣社會就已開始顯露兩大陷阱的癥候現象，近二十年薪水不漲，就是兩陷阱症候群的具體實證表現，祇是，蔡英文甫一坐天掌政，疾疾優先力推各領域方面的重大「轉型正義」行動，益發使得這兩大陷阱癥候群症狀，加劇惡化罷了。
青年就業機會遽縮與市場可適職能空洞化
青年失業潮(Youth Unemployment)在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危機爆發之後，已然成為全球性重大的普遍化「國安危機」，而且展望未來十年之內，恐怕都還無法消解。按照聯合國統計分析，今天全世界15 – 25歲青年人占全球人口失業率高達17%，其中87%的青年失業者都出於包括臺灣在內的開發中國家經濟社會；而最根本核心的失業或無業原因，是在於「技能危機」及「職能可適性」問題。
這種全球性就業機會萎退與收縮的「年輕人失業」危機，刻正映現在今天臺灣新世代青年勞參率的衰減降低。
臺灣十年前20～24歲勞參率，一向都遠高於全國勞動力平均勞參率水準之上，但是，十年後的今天，則已掉落到平均水準再減去10個百分點以下；這種慘狀，對照於整體就業市場的失業率水準變化，更為顯然，目前全國平均失業率3.63%，但是，青年新世代失業率則高達15%～16%，可見其事實劣化情況之一般。
自2008年之後，臺灣已呈現是個工業製造業勞動力越來越發極度短缺的社會，特別是製造業的技術勞動力及技能勞動力，更是長達20多年缺工率均至少24%，甚至高達32%的驚人地步，乃至變成為臺灣產業企業不得不要外移他遷的重要壓迫因素。但是青年新生人力「可就業」與「被雇用」機會，不但不增加，卻減少。
越是餵食越多「小確幸」越是禍害青年就業機會
工業製造業缺工率遞高的最關鍵社會均衡機制，原本端賴於20～24歲新一世代青年勞動力，能夠來予有效填補矯正，但是偏偏在2008年以後，臺灣新世代青年人普遍「祇重眼前小確幸，不看未來長遠大幸福」的價值觀作祟之下，已然充分映現到「偏低勞參率」數據結果上；而同時，因為工業製造業逐年遞增波段的外移他遷潮，肇致「新世代青年勞動力就業機會更衰減」的惡性循環新趨勢，其最終結果，又回過頭來，讓臺灣新世代青年勞動力出路無門，以至「勞參率」更是無法提高。
另一個弔詭的趨勢現象是，正因為臺灣工業製造業「超高缺工率長期化」結果，迄未外移他遷的既有產企業唯恐面對嚴厲的「技術人力斷層」「生產製造賡續性中間折斷」風險挑戰，以致造成大專程度以上的65歲人員被要求繼續延任工作，維繫製造業繼續根留臺灣的「保命續命條件」，其結果反映到勞動市場上的勞動參與率結構性落差變化上：在最近十年間，教育程度越來越高的勞動力族群，勞參率越是逐年遞高，平均從65%增高至68%且其中屬於中高齡者之勞參率，已經從50%上下，遞增到今天的72%乃至86%的高檔位置，65歲的高檔位置，65歲以上的「超高齡勞動力」參與率，則從十年前的7.5%，到今天高抵8.6%，簡直要勞碌到天命。
在職勞動力保位延退的職場機會空洞化效應
當然，這種弔詭反常的就業市場變化趨勢的反面意思，更足以說明今天臺灣新世代青年勞動力「就業機會越來越短缺」的臺灣社會新生挑戰大課題。
祇是不知道滿腦子充塞「仇富反商剛烈意識形態」「百般迴護青年新世代小確幸」的當今執政當局，有沒有在眼看著越來越多「外人外資畏懼進軍臺灣市場」「本國產企業增量外移他遷」「青年新世代乃至青年學生躍增多量向西進求學、向西進求職」的「新世代社會大浪潮」，有沒有一絲一毫「國家安全以亮大紅燈」的國家社會危機警覺意識？
臺灣新世代青年勞動力勞參率降低而失業率挺升的背後，是新世代青年勞動力對於新進職場的「門檻薪資」（起薪）期待值與現實市場通則之經常薪資水準之間的落差太大，以致多有「不願意就此進場」的猶豫，寧可待業在家延續學生階段的生活型態，而津津樂當「靠爸族」或「啃老族」。
自動化與智慧化的反勞動雇用癥候群
對於這種生態現象，政府主政機關及高度社會主義傾向的所謂學者專家，針對勞動需求部門的雇主機構或工商企業家，多所非難與責備，直認定過去廿年臺灣經濟社會的統計勞動生產力「逐年大幅挺增」，卻為何勞動市場經常薪資水準竟有「停滯念年不增不漲」道理？以之大肆抨擊，雇主機構及工商企業家「不良」「黑心」「為富不仁」，因此更加深整個國家社會「仇富反商」的民粹偏執，甚至演變成為現在執政者，更加激化僵硬性「仇富反商」意識形態治國經世的偏執。
事實上，自1980年代臺灣產業經濟部門高度國際化或全球化競爭發展之下，在臺灣勞動市場經濟的「勞動力生產力」貢獻構成，已經出現急遽重大的結構性扭動變化。到1960年代，勞動力生產力乃「體力體能為一貢獻」時代早已遠去，要能面對國際高科技經濟或高知識經濟競爭的臺灣產企業及企業家經營者，就必須要將其事業的「產制效能/效率」躍升提高到足以參與全球市場競爭的地步，就必須要積極開發所謂勞動生產力的「機械貢獻度」（如自動化＋無人化的機器人生產份額比重）、「資本密集貢獻度」（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效益提高）乃至於「知識創新貢獻度」（創新＋互聯網＋數字經濟＋智慧化科技力）。在這一發展大趨勢之下，過去廿年臺灣經濟社會的「勞動生產力」挺增躍升的成果，其來自於「體能體力貢獻度」比重，已然銳降到個位數的地步，當然也就造成了今天臺灣勞動市場所見：經常薪資停滯不漲、新世代青年勞動力就業機會成長有限，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以致整體勞參率偏低的普遍化現象。
中高齡已是國家「成熟人力資本」的先進共識
日趨尖銳化的「中高齡無業」現象，之所以會成為這兩三年來，讓臺灣社會掉進典型「人才無路用陷阱」嚴重困頓境遇的經濟難題，完全是因為主政者極度左傾意識形態治國理念所造成，是純粹「政府經濟治理政策抉擇」人為主觀所肇致，與過去六七十年運作順暢良好的臺灣社會勞動經濟自由市場機制，關係較小。
進入廿一世紀知識經濟社會時代，特別是第二個十年世代「全球智慧化聯網」世紀，絕大多數先進國家社會政府，幾乎都已將「中高齡者」「高齡者」，視同為是國家級的「成熟人力資本」「稀珍人力資本」或者是「國家智慧資本的一部分」，如何繼續有效促進再就業，充分利用與妥善運用，乃成為各自國家級重點攻略。
在絕大多數高度成熟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或漸進普及智慧化(smartization)國家社會，年過65歲以上從職場退出的「中高齡者」(aging)「高齡者」(aged)，通常都是社會各階層、領域的種種類別職能資深成熟練達之士，是出自於公部門及私部門退休而來的諸多「達人」或「半達人」人士，都是屬於整個國家社會難得的「成熟人力資本」或「高加值人力資本」；當一個國家既已脫離農業社會、工廠經濟時代階段，且人民平均壽年越來越提高之際，「熟練經驗力」「腦力」「智慧力」「EQ力」足以完全取代「體能」「體力」「精力」「IQ力」之後，「年齡界限」已實際上不能夠再繼續成為勞動市場及非體能職場的進出門檻或衡度標準，這也就是為什麼今天會有越來越多國家社會政府非得要積極酌量思考，應否將普世納受的「退休年齡限定」，從65歲提高到70歲，甚至75歲的原因。
臺灣仍視為必須社會供養的「無業老伙仔(老廢物)」
記得早在三十多年前，有一天，時任經建會副主任委員的經濟學家孫震博士從辦公室打了一個電話給我，劈頭就問起我一個在當時「很前瞻性」的國家級課題：「法定退休年齡界限太低，是否會造成國家資源閑置或平白浪費的經濟大問題？」
當年孫震早已憂心關注的預見設想問題，果然成了今天臺灣重大「國安問題」。
特別是國家人力資本基本大法《勞動基準法》，迄今仍然高強度剛性規定：服務年資滿廿五年、年齡屆滿六十五歲「應」退休！而非可彈性酌量的「得」退休，自然造成今日臺灣「已高齡化社會」，年年增高越來越多的「仰賴社會供養」的超高比率「無業的老伙仔(老廢物)」，在還擁有貢獻服務國家社會之能量智慧時，卻已必須「仰賴供奉」，也輒遭年輕新世代的謫刺詈罵
最近勞動部交議評估討論的《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法草案 》修正案，仍然在完全奉行依循《勞動基準法》舊思維框架，視中高齡者及高齡者都是仍然必須社會供養的「無業老伙仔(老廢物)」，立法意旨仍然完完全全「冀以錢財補助及剛性法條與嚴厲罰則框束事業機構，必須不歧視雇用，確保職場安全以保障弱勢」，來救濟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得以零工經濟型態與方式」促進其「多少有所貢獻」。
勞動法制前瞻性大鬆綁之絕對必要
今天，倘要扭轉「中高齡無業」國安困頓頹勢，不讓「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無業」問題成為「國家社會必須供奉」的沉重包袱，且不致造成「國家資源大閑置」無謂經濟耗費，則蔡英文政府必須讓自己極端左傾的治國意識形態優先「轉型正義」，趕緊將這一項《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法草案 》修正案從原本「消極法案」，轉變成為更具積極性及前瞻性之國家級人力資本開發運用的「攻勢方略措施」。
也就是說，要將此一草案修正案的立意政策目標，盡其可能側重於今後臺灣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之「雇用之安定」、「勞動參與率之促進提升」與「再就業機會之開創」的政策措施發展方向上；而在積極在作法上，就應該朝向「用鬆綁及排除障礙方式活化民間動能與活力」為主力思考，以「激勵社會積極促進國家成熟人力資本充分利用及增進有效再就業機會」取代原草案規劃「以剛性框束事業機構必須不歧視雇用確保職場安全以保障弱勢」之意旨，不再採取傳統觀念老思維一樣，盡想用「把全付權責都擱在公務人員肩上手上，一律剛性強推蠻幹」，必然會推不動，也作不出任何績效成果來。
亂擅「高高基本工資」與「低低物價」是禍根
強制壓抑物價與急躁拉升基本工資，同時惡化了臺灣「年輕人失業」問題以及「中高齡無業」現象，恰與蔡英文力推「轉型不正義」政策目標願景相逆反。
過去兩年間，肯德基、麥當勞、鼎泰豐和鬍鬚張陸續調漲，以致社會普遍認為，今天臺灣「萬物皆漲，祇有薪水不漲」；蔡英文總統馬上趁勢志得意滿昭告天下：「把馬政府廿二Ｋ送入歷史灰燼」，不但減稅，還幫大家加薪三次。
但蔡英文沒有看到的殘酷真相是，這兩年多來臺灣市場物價齊漲的大趨勢方向，正是蔡政府動用公權力黑手硬性單方面強行「調高基本工資」的後遺症：正當全世界都陷溺在成長率大放緩的經濟寒冬，唯臺灣由政府出面硬性逆市場大勢強行，以致造成整個臺灣產業經濟部門人力成本大增，當然肇致物價連鎖上漲效應。
產企業在臺灣投資營運環境條件更加劣化
而因此肇致勞動力市場的具體效應是：當「基本薪資」被政府公權力強制調高，則依循自由市場法則形成的「公開市場薪資」(market wage rate)，會被市場下限指標的「基本工資」(minimum wage)水準所向上擠升，更重要的是，這項原本不過祇是勞動市場下限指標的基本工資，一旦被強制拉抬，則WTO規範五階勞動力的最低階「體力工」與「非技能操作工」之就業門檻，也就因此被硬性升高了，以致促進產業經濟部門紛紛要加緊致力「自動化」與「智慧化」，以便能夠有效因應基本薪資「被強制明顯提高」時，得以淘汰一批最下限水準以下底層勞動力，使之成為國家社會的「邊際勞動力」，同時也會減縮「新生勞動力」(其大部分是當年學校畢業生)的進用數量，也就是說，年輕人就業機會的更加萎縮。
另一方面，產業經濟部門勞動力成本墊高，也就不得不加緊薪資級距扁平化，使目前既已在職的中高階人力「循序定時調薪」的舊有既定機制難以繼續維持，其結果是，因此肇致既有產企業內部加速擠壓高端人才出走：這種底層勞工更苦，而高端人才不得不被迫飄零出走或它遷出境，另覓「蜜與奶比較豐沛、機遇更多」之地為棲，恰恰正是蔡英文坐天將近三年的臺灣現行窘況啊！
成為顯性的敗國亡政之癌
然則，勞動部及立法院部分極左派綠委卻又正在「有模有樣有草案壯勢地」研提《 基本工資法草案 》，預訂2019年3月立法院新會期勢必要排程納入討論。就目前發展情況，已知既有至少三個以上草案版本產出，正在分別積極連署中，且一個版本比一個版本更左更剛性，更要求極端化「仇富反商」意識形態作法。預期這樣子一來，臺灣既已成形且益發嚴重也越發普及深化的「年輕人失業」與「中高齡無業」現象，將愈發嚴重尖銳化，成為真實顯性的「敗國亡政之癌」。
＊作者為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