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名穿著羽絨大衣的年輕男子,擠在櫥窗前不斷拍打玻璃窗,又向裏面穿著蕾絲內衣的女性揮手。
「這只是在逗她們,她們也知道我們是在開玩笑,」其中一人告訴我,指向其中一間妓院,「她們懂英語,從我們身上賺夠錢了吧。」
然而,那兒許多販賣自己肉體的女性,卻發現自己愈來愈難吸引顧客,因為她們的店外經常擠滿了只顧自拍的遊客,比起付費尋歡,他們對免費拍照留影更感興趣。
荷蘭阿姆斯特丹首位女市長費克‧霍爾斯瑪(Femke Halsema)正在想方法協助她們,希望制定一些措施,讓她們避過攝影鏡頭。
「這是阿姆斯特丹內最大的免費旅遊公園,」費裏茨‧勞富特(Frits Rouvoet)說,他帶我走過那兒的鵝卵石小巷,許多妓女對他揮手。
費里茨在紅燈區經營書店,經常邀請這些妓女喝咖啡,她們在街上受盡辱罵和恐嚇,對她們來說那是喘息的一刻。
「她們別無去處,」他說,「如果她們要賺錢,就只有站在窗前,但愈來愈多來自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的男人,來這邊喝醉,喧嘩,拍照。」
「孩子不知道我在做甚麼」
在遊客凝視她們,或是舉起智慧型手機時,這些年輕女性試圖遮掩她們的臉。許多妓女是秘密地到紅燈區做生意,社交媒體流傳她們的照片,可能會使她們受到家人的反對和排斥。
克里斯蒂娜(Kristina)打開門,寒風直吹她那赤裸的肚臍,她微微顫抖。
她捻熄了香煙,把手中在看的影片放下,帶我穿越短短的走廊,走進一所細小、雪白的房間,那兒溫暖而裝修簡單:一面鏡子、黑色的塑料牀墊、殺菌消毒劑、鬧鐘和毛茸茸的拖鞋。
「我不喜歡(賣身),但我只能這樣做。」
克里斯蒂娜在紅燈區工作十年,當年,她的匈牙利朋友,在阿姆斯特丹性愛產業萌芽之時,在那兒賺了一桶金,這位朋友也建議她在紅燈區工作。
克里斯蒂娜收費是半小時100歐元,一小時150歐元。
「我們為兩個孩子存錢,這是為了他們的未來,現在他們在匈牙利與我母親居住,我的孩子不知道我在做甚麼。」
克里斯蒂娜沒有搬離的打算,雖然這兒有煩人的遊客,但她也做了滿多生意。
她說得一口流行的荷蘭語,在這兒賣身是因為「這些都是容易賺的錢」,而且她並不需要跟著一個拉皮條,她在這兒感到安全。
「地下化」
霍爾斯瑪市長建議向妓女發牌,讓她們在幽閉的紅燈區以外營運。但與性交易有關許的人擔心,這會迫使妓女「地下化」。
協助人口販賣受害者的卡林‧韋克曼(Karin Werkman)說,「阿姆斯特丹已經是聞名的妓院之都。」
「這項措施只會進一步確認妓院之都之名,會有更多人選擇在自己的家或酒店賣淫,讓人毫不察覺。」
「如果你把城市的其他地方,也當成嫖娼的地方,這只會吸引更多人來,到時可能一些男人開著車,隨便在街上騷擾女性,詢問她們價錢,也鼓勵了人口販賣。我們不可以低估這座城市可能面對的問題。」
荷蘭政府在2000年把娼妓合法化,目前當地的性愛行業,仍然被視為等同暴力活動、毒品、洗錢或其他犯罪活動,2009年,司法部宣佈特別檢察官關閉一些與犯罪集團有關的妓院,到現在,紅燈區內的櫥窗妓院,仍然是人口販賣調查的重點。
過往,當局曾經試圖清理德瓦倫紅燈區,市政府向那些主要的拉皮條者買入那些櫥窗妓院的單位,並把單位廉價租給新創公司和藝術家。
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女性投身了當地的性愛行業,有人稱這為「黑數」。
「阿姆斯特丹說所有東西也受控,但我們連有多少女性在這兒工作也不知道,」費里茨‧勞富特說。
「有些研究員說四千,一些說是八千,有些人說一成人是人口販賣而來,有些就說高達九成,但根據最保守的估算,至少400名少女是非自願賣淫,她們每天在那兒被強暴,但即使如此,也無法讓她們離開這座城市。」
「黑暗叢林」
霍爾斯瑪市長預計今年稍後會交代好的詳細計劃,她曾經說過,考慮在該處增加警察,加強對不守法遊客的罰款,在人潮過多的時候,或會使用紅色緊急警告,疏導旅客。
阿姆斯特丹的申訴專員阿雷‧佐爾蒙德(Arre Zuurmond)形容那兒是「黑暗叢林」,他建議為該區引入年齡限制,又提議減少飛往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的廉價航班。
有些人認為,當地有一個合法的賣淫地區,本質上是物化女性,令她們更容易受到傷害。
「心底裏,我們全都知道,賣淫是生理上和心理上傷害與陌生人發生性行為的女性,」卡林‧韋克曼說。她認為如果政府協助性產業,要求女性登記和交稅,實際上就是把政府也當成拉皮條者。
目前市政府的首要工作似乎是要保障妓女的生意。
現在,那兒的櫥窗愈來愈多地出現「待出租」的牌子,這些生意慢慢走到網站上,這是賣淫網站讓女性可以在不用面對公眾下提供服務。
如果紅燈區已經是一個叢林,那網上的世界,更加無法無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