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的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兇手和媒體彷彿連體嬰， 新聞記者在科倫拜校園事件（Columbine）、鄧布蘭校園屠殺（Dunblane）和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Sandy Hook）中大肆報導，讓這些地名永遠留存在大眾心中。在新聞界「有血就有收視率」的情況下，當晚全世界的頭條都是撒利血洗校園以及考哈約基，新聞快報出現校園外一排排光影搖曳的蠟燭和泰迪熊，而芬蘭的救難隊不知所措圍成一圈的畫面在全世界放送，槍手邪惡的影片和他醜陋的誓詞，重播了一遍又一遍。
這當然是個大事件，不僅因為這是芬蘭在兩年內發生的第二起大規模槍擊，也因為死的都是些前途大好的年輕白種學生。類似事件在西方新聞界非同小可，因為一則新聞事件要花多少時間報導，取決於偏見和優先順位，也就是「死亡新聞的階級架構」。白種槍手在美國殺死20名學童，將占據全球新聞的主要版面，20名成年黑人在奈及利亞的槍林彈雨中喪生，卻幾乎無人一提。若是學校遭到大規模槍擊事件，報導篇幅一律多於其他地方，即使美國企業遭大規模槍擊事件血洗的可能性是其他地方的近兩倍。
換言之，儘管大規模槍擊事件僅占美國所有槍殺事件的1%左右，但是就新聞頭條和報導版面來說，衝擊卻相當深遠。
有人說媒體做得太過火，極盡能事報導大規模槍擊事件，反而鼓勵其他人有樣學樣，讓扭曲的靈魂豁出去幹一場驚天動地的壞事，這種看法有其邏輯。西元前356年，希臘人黑若斯達特斯（Herostratus）縱火燒毀以佛索（Ephesus）的亞底米神廟（Temple of Artemis），當時的人寫到他此舉是企圖留名後世，結果還真如其所願，他也是摧毀古代世界七大奇蹟的人，說明犯下重罪也能留名千古；同樣我們也知道蘭薩（Adam Lanza）、趙承熙（Seung-HuiCho）、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以及可能有一小部份是因為我的報導而認識他們的撒利。
1980年代維也納地鐵系統突然爆發自殺潮，之後各大報同意配合執政當局改變報導內容，避免對於跳火車的解釋過度簡化，並將類似悲劇事件移除頭版，標題上也不出現「自殺」兩字，結果當地的跳軌自殺率下降80%，清楚說明了媒體極端行為可能的影響。於是就有人要問了，「如果媒體完全不報導大規模槍擊事件，同樣的事還會發生嗎？」許多人直言抨擊媒體對某些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大肆報導，一位法庭心理醫師對ABC新聞表示，播放維吉尼亞理工學院的殺手影片是社會的大災難，「簡直就是他的公關影片，要將他本人變成昆丁塔倫提諾片中的人物……影片沒有任何教育意義，只是在認可他的行為。」還有人說，報導槍殺事件令人髮指的細節，幫助「情緒困擾者將抽象的沮喪變成具體的幻想實踐」。
或許這些意見都沒有錯。但媒體的聚焦也凸顯出國家對現行槍枝法律的立法不周全，密集報導考哈約基，促使了芬蘭政府減少核發手槍執照，同時提高擁有槍枝的年齡門檻，這些都是媒體促成的。
因此，當新聞記者蜂擁到這處遭槍火蹂躪的安靜小鎮時，他們應該告訴自己，到那裡報導恐怖事件只為了一個理由，就是努力讓類似事件不再發生，不是為了挑起人民情緒，而是告誡世人。
那天晚上，我們在校門外排隊時想到類似事件引起的不同反應，一長串白色轉播車停在滿滿的蠟燭和驚魂未定的當地人面前，接著倫敦方面連線進來，我們上線。
1966年，25歲的前海軍陸戰隊查爾斯．惠特曼（Charles Whitman），攜帶3把步槍、3支手槍和1把槍管鋸短的霰彈槍，爬上德州大學的校塔頂端，距幾小時後他被射殺時共開槍射擊48人，其中16人死亡，也將「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兇手」這個獨特的現代怪物介紹給世人。
當然，校園和辦公室屠殺的恐怖災難不是美國特有的悲劇，死傷最慘重的大規模槍擊事件，要屬2011年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在挪威犯下的案子，69人在瘋狂掃射中喪命，另外8人在炸彈爆炸中死亡。在此之前，全世界最慘重的攻擊發生在1982年南韓農村，性格孤僻的警察禹範坤（Woo Bum-kon），因為同居女友在他午睡時拍打停在他胸口的蒼蠅而將他吵醒，一怒之下殺死56人。
撇開全球各地的殺戮不談，美國發生的事件依舊是媒體最關注的焦點，美聯社列出全世界前20大「死亡最慘重的大規模槍擊事件」，其中11起發生在美國，據統計從2006年以來，美國發生過兩百多起類似案件。如果把大規模槍擊事件定義為至少4人受傷而非死亡， 那麼2013年美國就有365起類似事件，等於是每天發生一起大規模的非致死槍擊案，而且情況似乎愈來愈嚴重，聯邦調查局（FBI）表示，致死的大規模槍擊事件，從2000至2008年間，每隔一個月1件（大約一年5件），增加到2009至2012年的每個月超過一件（一年近16件），10幾件美國最慘重的槍擊事件中，半數是從2007年起發生的。
媒體除了把焦點放在死亡人數和殺戮的頻率，也在那些揮舞槍枝的人身上，人們問：「是什麼樣的人會做出這種事？」很難給出絕對的答案。美國情報機構觀察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兇手後表示，校園槍手並沒有單一的「性格檔案」，槍手間有諸多差異。儘管如此，一般認為他們皆存在某種傾向，2001年的研究觀察了美國41位大規模槍擊事件的青少年殺手，發現34%是他人眼中的獨行俠，44%對武器很感興趣，71%曾遭到霸凌。
此外，兇手幾乎一律為男性，女性只有少數幾位，其中一位是前郵局員工珍妮佛．聖馬可（Jennifer San Marco），她在加州一處郵件處理場殺死五人，又殺死一位以前的鄰居後才舉槍自盡。至於為何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地方幾乎清一色為男性的原因不明，有些人認為男性在遭遇人生不如意事時會採取較為極端的做法，有些人則認為他們的暴行，凸顯男女體內睪固酮含量與心智發展發的差異，可惜這些理由都似是而非，除了禁止所有男性取得槍枝外，幾乎無助於我們想出如何讓類似殺人事件不再發生。
＊本文選自時報出版 《血色的旅途：權力、財富、血腥與兵工業，一場槍枝的生命旅程》，作者伊恩‧歐佛頓（Iain Overton）在倫敦的慈善機構「對武裝暴力採取行動」（Action on Armed Violence）擔任主席，並於劍橋大學擔任客座講師，為調查記者兼戰地記者、新聞報導局成立者及編輯；其報導曾榮獲皮博迪獎（Peabody Award），兩度獲得國際特赦組織獎（Amnesty Award）以及一座英國電影和電視藝術學院蘇格蘭獎（BAFTA Scotl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