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最重要而神聖的目的其實不是「撫慰」人民受傷的心，因為任何時刻任何人都有義務撫慰受傷者的心，這是做人的本份，當年的傷心人沒有敢撫慰他們，還將他們視為洪水猛獸，因為他們被「定義」為「罪犯」，因為當年的法律處罰「知情不報」，因為當年的法律具有「株連」效果，於是一整代人公然失去做人的本份，任何撫慰只能「秘密」進行或「異地」進行。
轉型正義的目的在於讓自認為轉型後的「掌權者」反省，並記取國家掌權者當年「不義」使用權力、武力與法律來對付人民，讓人民失去生命、自由與尊嚴的錯誤，也讓我們以及後世的人民學會歷史的教訓，懂得辨識統治者的手法，在任何統治者不正義的僭越人民的權力時刻，懂得反抗與制止。台灣的政治史中弔詭的是，為何在政治權力「轉型」之時，卻沒有做轉型正義，沒有真相揭露，沒有法律追訴，沒有對錯的判準，沒有善惡的分辨，沒有恢復正義，沒有譴責罪惡，沒有讚揚反抗者，有做的動作就只是「撫慰」傷心者的眼淚，在政客道歉的身影與空洞的言辭中進行所謂的「紀念」，有時候紀念白色恐怖的殺手汪希苓（2009年），有時候紀念告密者韓石泉（2015年），有時候紀念與二二八事件無關緊要的電台播音員曾仲影 (2015年)，大多時候在凸顯完全不知自己先祖何以反抗的受難家屬，他們永恆地重複：「我爸爸『無代無誌』就被抓走了...」，配合政客永恆地重複：「我們要追求歷史真相...」。受難家屬永遠不問個清楚，掌權者為何殺了他們的父親？政客也永遠不打算依法揭露真相，就算早就已經有檔案法！
2016年2月19日，憲兵，居然是憲兵「佯裝」普洱茶的買家，誘民入網，以無效的法律（贓物、妨害秘密罪），恣意侵犯人民財產以及人民知的權利。一如，1947年以及之後戒嚴的每一年每一天，警備總部、調查局、國安局、國防部、警察局以及甚至我們可能還沒認識到的機構，任何時候都可以恣意地進入民宅，逮補一個人或搶奪他的私有財產，有人有異議嗎？沒有人，因為他們有法律，他們有槍。統治者的暴行是以國家法律之名行之的，而這就是我們要轉型的正義。每一個見證過1947年血腥鎮壓，以及之後雷厲風行的恐怖統治，不分本省人、外省人，人人為了求生存，誰都要屈辱、冷漠，甚至要熱情告密才能安全地活下來，或才能飛黃騰達。重點在於，不管是1947或是之後的白色恐怖，受難者都不分本省人與外省人，受難者是全體被獨裁統治的人民，被殺的、被關的以及所有幸運沒有在牢裡的人，都在精神上被囚於「恐懼」之中，沒有人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不管本省人、外省人的家庭，每一家的家教都是「不要管政治，會惹禍上身」。這才是真正必須被揭露的歷史真相，除了統治集團，全台灣都是受難者，我們皆生活在恐懼之中，我們都被蒙蔽，以致我們無知地仇視我們不該仇視的人（政治犯、本叛亂犯、匪諜、外省人、本省人、日本人、共產黨），我們被統治者「孤立」回到人類野蠻的狀態，回到不問道德價值，只追求生存的狀態，就是在這樣的狀態下，告密、出賣、檢舉、與不義之人合作成為「不得不」的求生法則，不再與「良心」有所牽連。
真相不被揭露，公務人員與軍警特的行徑永不知悔改。
2016年憲兵指揮部的行徑，透露出的真相都在檔案裡，而真相此刻岌岌可危。首先是讓全民看到，軍方「仍」握有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偵防檔案文件」，而且文件就是某某人檢舉某某人的政治案件，而這些白色恐怖時期真相的關鍵檔案正處於「危險」狀態，或說我們國家至為重要的歷史記憶正在被「有心人」違法消滅中，因為他們膽敢「違法」侵佔「國家檔案與國家記憶」。我們必須沈重地呼籲，國會、此刻的總統馬英九、行政院長張善政、執政黨主席蔡英文、未來的總統蔡英文，正視「國家檔案」此刻的危機，立即依法宣示任何隱匿或毀損現存所有自1945年起國民政府軍事佔領台灣迄今的所有國家暨國民黨黨部保存的檔案者，立即以刑法第138條毀損公文罪處理，並立即將國家檔案移交檔案局，由檔案局「依檔案法」立即開放閱覽應用。
柏林圍牆倒塌之後，1990年1月15日，東柏林的民運人士號召人民佔領國安局，阻止了特務機構銷毀檔案，雖然部分檔案已被撕毀，但仍被保存下來，日後由國家編列龐大的預算，困難如拼圖遊戲般，卻仍一一完成真相的拼圖。人類歷史的真相，東德極權統治的真相在人民的抗爭中，被完整的保存下來，成為人類史上極重要的人文資產，在未來的政治領域裡，不斷成為阻止恐怖統治再度復興的重要記憶與力量。
德國的轉型正義得以立即被處理，是全體人民對真相與正義的渴求，因為真相是一切反省的基礎，沒有真相人們如何認識國家到底如何犯錯？人民如何理解自己到底如何地被奴役？沒有真相沒有反省，人，不管是政治人物或者人民如何寬恕與原諒，而寬恕才是邁向共同未來的第一步，一如南非圖圖主教的名言：「沒有寬恕，沒有未來。」
此刻的台灣才正值「真相」要揭露的第一步，盼國人一起奮鬥。
＊作者為施明德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