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憲法法庭就「辯護人於刑案羈押庭有無權閱卷」之爭議召開辯論庭，雙方激烈交鋒，法務部在反對辯護人羈押庭（包括偵查中）閱卷權的主張中，核心理據為偵查不公開原則目的之一「避免影響偵查效能」。可惜整場辯論中，未見法務部以具體、豐富的實例說明「偵查效能受影響」究竟所指為何？導致釋憲申請人有了漂亮的回擊點，主張若「偵查效能受影響」是指律師有幫忙串、滅證疑慮，則只需建立嚴格的律師倫理規範（如撤銷執照）配套制度即可解決，同時反嗆法務部「別把律師都當賊」。然而，「偵查效能受影響」難道只侷限在律師協助串、滅證的疑慮嗎？當然不是，法務部未明於此致無法強力反擊，令人扼腕。
首先，筆者要直接指出，允許辯護人在偵查中閱卷，等同於讓被告提前知悉卷證資料。蓋多數案件中的細節只有被告知道，若不允許辯護人閱卷後將卷內資料（如吸金案資金流向、會計帳冊或毒品下腳為何人等）轉知被告並相互討論，根本無從辯護，因此閱卷後將卷內資料揭露予被告是當然之理。而一旦檢察官聲押失敗（如法院裁定交保、限制住居或請回），被告未遭羈押且透過辯護人得知偵查卷內資料，就可以親自串、滅證或逃亡，毋庸辯護人冒吊銷執照風險「越俎代庖」，此時，「偵查效能」已遭破壞，而誰是那個破壞的賊?
然而，檢察官若能聲押成功使被告受羈押無從串、滅證或逃亡，或一般偵查中被告未遭聲押的情形，則限制辯護人閱卷的理由是否仍存在？
回應這個問題前須先理解，所謂「偵查效能受影響」並不單指串證、滅證之情形。很多人或許不知道，在偵查實務上，「被告自己」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證據。透過被告自白或供述，檢察官可以掌握很多重要資訊。刑事訴訟法固然規定被告自白不能作為唯一證據，但被告自白或供述對檢察官而言，從來都是一個重要的「母體證據」或「證據之樹」。因為，很多案件的真相與細節，只有被告自己最清楚（尤以性侵害案件最明顯），不論被告承認或否認，其供述內容或多或少都能提供檢察官判斷被告有無犯罪的「子證據」。例如，被告向檢警坦承自己殺人，並供出藏屍地點或兇刀所在，對檢察官來說有意義的是藏屍地點與兇刀，而不（只）是被告的殺人自白。殺人自白隨時可以翻供，但屍體、兇刀的搜出卻是一個無法更改的客觀事實，這遠比被告一句自白「對，就是我幹的」還要有價值。
而在偵查中允許閱卷權的脈絡下，被告這個「母體證據」會產生怎樣的變化？舉例來說，某A駕車搭載印尼籍賣淫女子NIKO從事性交易，遭警當場查獲，但NIKO在警詢筆錄製作完後旋遭遣返回印尼，A在不知悉NIKO已遭遣返之事，擔心自己縱然不認罪，未來仍會遭NIKO指證，心想還不如趕快認罪，並提出自己與NIKO的LINE對話紀錄，或交出自己藏匿的保險套、潤滑液，以換取法院從輕量刑。這時檢察官雖已無從透過NIKO到庭具結蒐集事證，但從A自己的認罪內容與所提供的LINE通話紀錄、保險套、潤滑液等物，即可另闢蹊徑的從此鞏固被告有意圖營利而媒介性交的犯罪事證（刑法第231條第1項）。縱A將來在審判庭改口否認，檢察官所鞏固的證據也難以撼動。但若辯護人在偵查中或羈押庭事先閱卷得知NIKO遭遣返之事並轉知被告，被告極有可能改變決定、否認犯罪，更不可能交出LINE對話紀錄等證明自己犯罪之事證。辯護人上開告知完全合法、正當，被告拒絕認罪或交付犯罪事證更是憲法所保障的權利，但原本因檢察官以不主動透漏資訊(單純不主動告知其他偵查資訊並不構成詐欺訊問)，使被告願意自白之偵查技巧與心理戰術，在閱卷權的介入下，全然失效，失去一個讓被告自白或配合調查的極佳機會，使本案原可發顯的真實（即被告有媒介女子賣淫之行為）受到嚴重阻礙，偵查效能在此遭受破壞，而誰又是那個破壞的賊?
但難道檢察官辦案都只靠被告自己承認並提供證據嗎？當然不是，讓我們同樣以賣淫女子舉例，假設A這次矢口否認有搭載本國籍女子「安安」賣淫，辯稱為警查獲當天是與「安安」交往出遊，只是路過某旅館時被警察栽贓云云。此時，檢察官通常會將A與「安安」隔離訊問，分別就當天逛哪條街、去哪裡吃飯、行經路線為何、有無購買物品等看似與本案無關的諸多細節加以隔離訊問，若A與「安安」並非真正交往出遊，則兩人對「出遊過程」的供證就容易出現歧異，可以此證明被告所謂「共同出遊」的辯解是在說謊。而A一旦在偵查中透過辯護人閱卷得知「安安」的證詞，將不只讓檢察官隔離訊問失效，且因A閱卷後與「安安」供、證「相符」，反荒謬的成為A辯解自己與「安安」為共同出遊、非搭載賣淫的堅實證據!此時，辯護人沒有任何違背律師倫理之事，被告為自己辯解亦是正當法律權利，但偵查效能已遭破壞，再問一次，誰是那個破壞的賊?
大聲疾呼「偵查不公開」、「確保偵查效能與成果」，卻說不清楚究竟「偵查效能受影響」所指為何，怎能讓沒有偵查實務經驗的學者，乃至於大法官們（除吳陳鐶、林俊益大法官外，本屆幾乎無人有偵查實務經驗）理解、感受到，如今在諸多偵查權受壓抑、剝奪下的基層檢察官，究竟面臨怎樣偵查資源與武器困乏的窘境？掌管全國上千名檢察官，每年偵結近百萬件的檢察主管機關，無力以豐富且具體的個案經驗，說服大法官相信「偵查效能」的重要性，只能任由釋憲申請人以武器平等、程序正義等冠冕堂皇的華麗口號左右大法官思緒，究竟誰才是讓「偵查效能」破毀的賊？
＊作者為國立臺北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