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年代，憂心的公民自組成「中華國民拒毒會」，發起「拒毒日」、「拒毒周」，發行「禁毒月刊」；在刊物封面上，正直、強健的中國人痛毆焦黑的怪獸──鴉片。（單是在一九二四年，拒毒會的請願書便有四百五十萬人簽名。）一九二七年，拒毒會不禁問道：「甘心去做洋奴，去做軍閥的走狗，和國民的蟊賊……都是一般奸商，只顧貪利不顧公德，上而取媚帝國主義與軍閥，下而誘引男女同胞吸用的惡結果。」
與其同時，國民政府則把徵收鴉片稅的機構命名為「禁煙局」，而鴉片商聯合會則委婉地稱為「藥商聯誼會」。國際反鴉片協會於一九二八年評論說：「幾百萬人已經戒煙，國民政府的專賣單位壟斷各大城市的鴉片，組織得如此有效，正收到巨額稅收。雖然在每次國民黨演講及無產階級示威之中，都會提到所謂『鴉片戰爭』的邪惡，但是國民政府絕不放過鴉片種植和吸食稅的每一分錢。」
廣東人有句諺語可不是無的放矢：「鴉片癮易戒，鴉片稅癮難戒。」
禁煙人士指責國民政府使用鴉片稅收在有益的建國上面。「環顧境內，遍地煙毒，詎不痛哉！詎不痛哉！深望當局諸公……切實禁煙，努力除毒，以挽此已失之國譽，而永奠鞏固之國基。」國民政府向大眾保證，它「絕對不從鴉片得一文錢。如有此種嫌疑……我們就認為這個政府是破產的，就不信任它。」蔣介石又說：「要救中國，必自禁煙始，欲實行禁煙，必自中央人員始……禁絕煙禍，救國家，救民族，救自身，救子孫，胥於是賴。」
他在另一個場合解釋：「外侮是外來的侵略和壓迫，鴉片是本身的墮落與自殺，所以從事態的性質上講，鴉片比外侮不知道要危險若干倍；而且外侮之來，本由於我們本身的紛亂腐敗和衰弱。」
私底下，政府竭盡所能地讓礙手礙腳的反對者噤聲，或是恐嚇他們的贊助者，指控他們走私毒品以抹黑他們，或是發出死亡威脅，不然乾脆在他們家中安放炸彈。一九三一年，國民政府遇到掌權以來最大一件毒品醜聞之一：一隊國民黨士兵正忙著從船上卸下鴉片，卻被一群上海警探攔截。那些執法者突然被抓起來坐牢，直到價值不菲的毒品安然送到黑幫的目的地。
一九三四年，政府開始處決戒煙後又犯的鴉片吸食者，昭告吸食者，若是治療後再犯，將「立即槍決」。一九三六年，九名再犯者在西安街上遊街示眾，接下來當著數千爭睹者之前槍斃。
有位蔣介石「禁煙局」官員肆無忌憚地說：「鴉片可治療小病，打發無聊，有助思考。點煙燈，人就會快樂起來……心智如花怒放，思維清楚。」 一九三二年，有份報紙報導：「在中國，到處都在種罌粟。城裡每條街都有鴉片煙館，人民公開吸食……整個中國都靠鴉片……情況之可悲，更甚於禁煙紀念日。」
＊作者藍詩玲（JuliaLovell)為英國新興漢學者，專欄作家，現任倫敦大學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講師，教授中國歷史和文學；著有《長城：中國對抗世界，公元前1000年─公元2000年》，並將張愛玲、魯迅、韓少功等作家的重要作品完整譯成英文。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鴉片戰爭：毒品、夢想和中國建構》（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