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第六期《兒童雜誌》第四頁有幅感人的插畫，文章標題是〈閒聊鴉片戰爭〉。內容是兩個圓嘟嘟的小兄弟挽著手站在一起，哥哥比弟弟高一個頭，正傳授有關老祖宗的智慧和鴉片戰爭的歷史給弟弟。以下是兩兄弟的對話。弟弟想了解「鴉片戰爭是什麽啊？」哥哥解釋鴉片戰爭之開打，始於林則徐想阻止英國進口鴉片。
「所以他們進攻定海及天津，清朝皇帝是如此不中用，還責怪林則徐挑起戰爭，革了他職，改派琦善去議和。」
「這皇帝真笨！」
「而且，因為琦善無知，英國人便攻下吳淞及南京。清朝皇帝是如此吃驚，以至於簽下《南京條約》，摧毀我們的主權，羞辱了整個國家。」
「那些帝國主義者好凶好壞！」
弟弟年紀大約七歲，他聽到《南京條約》條款後的回應是措詞完美的政治正確。「哦，我氣死了！皇帝跟他的大臣真笨！真想宰了他們！他們該死！」他哥哥明智地勸他說：「別氣。只要記住我跟你講的一切──等你長大些再報仇。」七歲男童高聲說：「當然啦，血債該血還。」
這段對話總結了民國時期每個學童應該知道的鴉片戰爭一切事情：它是邪惡帝國主義者及外國毒品羞辱中國的故事。一切思想正確的中國人民，不分老少，都該有志於洗血國恥。二、三十年前，今日中國人周知的「鴉片戰爭」事件，還只是中國漫長困苦十九世紀的一樁史實，更常納入「十九世紀的內憂外患」或「西人東漸」標題之下，夾在回亂及太平天國暴亂之間。一般的歷史教科書會列舉幾項史實細節，例如：中國人愈來愈酷愛鴉片、一八三九年的禁煙、英國炮艦抵達、主要戰役、條約及賠償金額，接下來就轉到十九世紀下一個禍事（通常是國內叛亂，偶爾是蒙古盜羊賊）。
只是，一九二○年代出版的歷史著作裡出現一種新鮮的憤怒感。一九二○年代結束之際，中英衝突、耆英及伊里布草率簽訂第一個「不平等條約」，變成現代歷史的轉折點，裡面充斥著帝國主義侵略。它被（不顧史實地）稱為「與外界隔絕五千年」後，「中國外交挫敗之始」；是「史上最大的羞辱」，以至於「讓後世子孫蒙羞。」另一本教科書宣稱「鴉片戰爭是帝國主義鐵蹄首次踩踏我國人民。」另一本則評論則是「自此以後，中國人民相繼受到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及壓迫。」一九三一年，一本小冊子評論該起衝突說：「鴉片戰爭與近代中國國運之轉變，關係至大，識者類能言之。當此煙禍流毒海內之頃，又值英帝國主義重演其武力侵略之舊夢，撫今視昔，輒令人興無窮之感憤。愛摭聞舊，纂為斯編，聊以紀念國恥，亦以昭示殷鑑。」有本雜誌的社論分析說：「鴉片戰爭以後，國際帝國主義以武力強行鴉片戰爭於我國，壯麗璀璨之山河，沉淪於黑霧……國民眾麻醉於毒煙，主權喪失，慘案環生，形成次殖民地之地位，一般中國之民眾，復自殺殺人，靡有覺悟。」
這麼做的宗旨在於說服全民把中國的所有問題全歸咎給單一外敵；把鴉片戰爭及隨之而來的不平等條約，變成帝國主義長期的國際陰謀，只有國民黨可以拯救中國，因此國民黨要求中國人做的任何犧牲也都名正言順。蔣介石告訴他的國民：「自鴉片戰爭……國民一致的要求是雪恥圖強……國民革命之成功，中國之命運，有賴同胞的努力。」另一位政治分析家宣稱，假如不起而行，「我們後代子孫將永受奴役。」
蔣介石嚴厲譴責鴉片，卻不能不睜隻眼閉隻眼
一九四三年，蔣介石完成他對鴉片戰爭的判斷，他在《中國之命運》這本書中譴責中國之「第一個國恥」有「傷心」的「無窮邪惡影響」，「切斷國家血脈」及「危及我們民族的生存機會。」擺脫不平等條約的奴役則是「國民革命的最重要目標」。只是他也同樣表明自己對滿清「愚蠢」、普通民眾「墮落惡習」，感到輕蔑。「中國會受宰制，純因自己先屈服……我們能不戰栗嗎？能不羞愧困惑嗎？」（他受西方教育的妻子宋美齡不讓政府將她先生此本作品譯成英文，唯恐書中的反西方言辭會疏遠美國及英國；國民政府亟需英美的軍事援助對抗日本。）
對鴉片戰爭抱有諸多矛盾看法之際，對鴉片的態度也有相似的矛盾。國民黨多次宣稱，鴉片在法律上、道德上，都是不能接受的。一九二八年，蔣新成立的國民政府宣布「絕對禁止」（鴉片）。然而私底下，國民黨跟整個一九二○、三○年代的軍閥政權一樣，為了歲收也從事鴉片交易。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年間，國民政府奮力把一個破敗、支離破碎的中國，轉型為統一的現代國家，其成功經常令人驚訝（鑑於日本侵略及世界大蕭條等巨大障礙，則更是如此），創造出政府部門、委員會、學術機構；建造公路、鐵路、工業及水壩。
在沒有重大收入來源如所得稅的情況下，只好依賴鴉片稅。對極具創意的收稅官（中華民國這類人才真多）而言，可由鴉片取得出許多附加稅捐：毒品本身就有稅負（外加運輸稅及零售稅），還有賣鴉片、吸食鴉片都需要執照。國家甚至還壟斷對鴉片癮的戒除。 民國的公民則有各種奇思妙想來規避這些賦稅。有位孝子在華東和華西間走私鴉片，他不僅把鴉片藏在父親棺材內，還放進棺材內父親的頭骨裡。
一九二八年，來自鴉片的歲收讓中國的軍隊屹立不倒（總數有二百二十萬人，全球規模最大，一年耗花費八億元）。一九三一年，一則標題是〈上海生意〉的漫畫勾勒出三個人：左右兩邊是名為「工業」的侏儒，抬頭仰望中間聳立的巨人「鴉片」。一九三三年，中國的鴉片貿易規模估計達到一年二十億元（占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五‧二）。在很多地區及情況，鴉片就算沒更好用，也跟錢一樣好用，而且是經商、社交的潤滑劑──「點上煙燈」是「我們談生意了」的標準中式說法；婚禮上，送上煙槍就如敬酒一樣平常。熬鴉片的大鍋大搖大擺地放在城鎮街道兩旁，全中國到處都是這玩意兒的氣味。到了一九三○年代，中國鴉片煙民可能多達五千萬人（約總人口的百分之九）。
一九二○年代，憂心的公民自組成「中華國民拒毒會」，發起「拒毒日」、「拒毒周」，發行「禁毒月刊」；在刊物封面上，正直、強健的中國人痛毆焦黑的怪獸──鴉片。（單是在一九二四年，拒毒會的請願書便有四百五十萬人簽名。）一九二七年，拒毒會不禁問道：「甘心去做洋奴，去做軍閥的走狗，和國民的蟊賊……都是一般奸商，只顧貪利不顧公德，上而取媚帝國主義與軍閥，下而誘引男女同胞吸用的惡結果。」
與其同時，國民政府則把徵收鴉片稅的機構命名為「禁煙局」，而鴉片商聯合會則委婉地稱為「藥商聯誼會」。國際反鴉片協會於一九二八年評論說：「幾百萬人已經戒煙，國民政府的專賣單位壟斷各大城市的鴉片，組織得如此有效，正收到巨額稅收。雖然在每次國民黨演講及無產階級示威之中，都會提到所謂『鴉片戰爭』的邪惡，但是國民政府絕不放過鴉片種植和吸食稅的每一分錢。」
廣東人有句諺語可不是無的放矢：「鴉片癮易戒，鴉片稅癮難戒。」
禁煙人士指責國民政府使用鴉片稅收在有益的建國上面。「環顧境內，遍地煙毒，詎不痛哉！詎不痛哉！深望當局諸公……切實禁煙，努力除毒，以挽此已失之國譽，而永奠鞏固之國基。」國民政府向大眾保證，它「絕對不從鴉片得一文錢。如有此種嫌疑……我們就認為這個政府是破產的，就不信任它。」蔣介石又說：「要救中國，必自禁煙始，欲實行禁煙，必自中央人員始……禁絕煙禍，救國家，救民族，救自身，救子孫，胥於是賴。」
他在另一個場合解釋：「外侮是外來的侵略和壓迫，鴉片是本身的墮落與自殺，所以從事態的性質上講，鴉片比外侮不知道要危險若干倍；而且外侮之來，本由於我們本身的紛亂腐敗和衰弱。」
私底下，政府竭盡所能地讓礙手礙腳的反對者噤聲，或是恐嚇他們的贊助者，指控他們走私毒品以抹黑他們，或是發出死亡威脅，不然乾脆在他們家中安放炸彈。一九三一年，國民政府遇到掌權以來最大一件毒品醜聞之一：一隊國民黨士兵正忙著從船上卸下鴉片，卻被一群上海警探攔截。那些執法者突然被抓起來坐牢，直到價值不菲的毒品安然送到黑幫的目的地。
一九三四年，政府開始處決戒煙後又犯的鴉片吸食者，昭告吸食者，若是治療後再犯，將「立即槍決」。一九三六年，九名再犯者在西安街上遊街示眾，接下來當著數千爭睹者之前槍斃。
有位蔣介石「禁煙局」官員肆無忌憚地說：「鴉片可治療小病，打發無聊，有助思考。點煙燈，人就會快樂起來……心智如花怒放，思維清楚。」 一九三二年，有份報紙報導：「在中國，到處都在種罌粟。城裡每條街都有鴉片煙館，人民公開吸食……整個中國都靠鴉片……情況之可悲，更甚於禁煙紀念日。」
＊作者藍詩玲（JuliaLovell)為英國新興漢學者，專欄作家，現任倫敦大學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講師，教授中國歷史和文學；著有《長城：中國對抗世界，公元前1000年─公元2000年》，並將張愛玲、魯迅、韓少功等作家的重要作品完整譯成英文。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鴉片戰爭：毒品、夢想和中國建構》（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