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到了一九二四年，財政及政治危機交作，迫使孫逸仙完成蘇聯支持的思想之旅。在《三民主義》系列演講中（翌年他過世後，演講的文本變成他政治遺產很重要的部分），他開始認定帝國主義是中華民國最大的敵人。第一次鴉片戰爭奪走清朝的海關控制權，讓中國「經濟嚴重失能」，導致每年歲入損失十二億元。「中國任由列強擺布已數十年……變成列強的殖民地。」 他告訴聽眾，事實上中國比殖民地還慘，是「次殖民地……中國不只做一國的殖民地，是做各國的殖民地。」 他斷定，當下的「歷史任務」是團結起來，「打破外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干涉」，原因在「所以不能統一的原因，並不是由於中國人自己的力量，完全是由外國人的力量。」 透過演講，孫描繪出愛和平講美德的中國，但貪婪的外國環伺，想「一朝摧毀這個國家」。他下結論說，為了拯救國家，國民黨有責任「令四萬萬人皆知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是生死關頭。」假如中國人不能恢復民族主義意識，準備與帝國主義戰鬥，就會「亡國滅種」。 換句話說，國民黨是中國的唯一希望。
國民黨決心將中國人團結在反帝國主義旗幟下
然而，孫逸仙的國民黨終於下定決心，要把中國人團結在反帝國主義的大義之下，它還是要找到方法，把這種新式正統觀念深植人心。到一九二○年代初期，對有雄心的政治精英來說，在數十年來，反西方的情緒隨著特殊危機而起起伏伏，沒有聯合成統一的政治力量。一個強大團結的國家，需要一黨制的民族國家。所謂的共和民主人士孫逸仙在一九二四年斷定，中國人的問題在自由太多。「我們自由太多，沒有任何團結……致使我們變成一片散沙……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結成很堅固的團體，像把士敏參加到散沙裡頭，結成一塊堅固石頭一樣。」 依新改組的國民黨看來，中國人民需要紀律。
一九二四年，重組後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反帝國主義變成基本準則之一，在即將來臨的全國革命裡，決定哪些中國國民能有公民權：「凡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權利。」
這項任務，終孫逸仙一生來不及完成。一九二五年，他北上北京與北洋軍閥政府談判，沒多久就死於肝癌。幾乎在同一時間，他的繼任人展開現代中國最缺乏幽默感的國家建構的嘗試。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很快結論說：「總理既歿，則保障總理之一切遺教者，惟有黨之紀律。」 追隨孫的人開始強化其宣傳部，確保黨的路線確實存在，並保證貫徹到全黨各分部；報紙、雜誌及公共演講悉數遵循黨的路線。（這項成就實在不小；直到一九二四年，新任命為國民黨報總編輯的人，還得很努力確保報紙不再公開地污辱孫逸仙。）孫逸仙反帝國主義的《三民主義》和他的遺囑（由爭他遺產的屬下起草，他在去世前半昏迷的狀態下簽字），在一九二八年國民黨政權成立之後，一直跟隨著大眾生活的旋律。
然而，國民黨若真想用反帝情緒打造出一個民族，那麼改寫歷史課本顯然是該走的一步。正如《一九八四》書中「英國社會主義黨」（Ingsoc）所述，「誰掌握了過去，就掌控了未來；誰控制當前，就主宰過去。」拜一九二○及一九三○年代政治宣傳攻勢所賜，一八三九到四二年發生的事情，不再是有爭議的十九世紀不重要的新聞（「邊釁」或「征撫」），而是令人悲憤、史無前例的民族悲劇「鴉片戰爭」。
＊作者藍詩玲（JuliaLovell)為英國新興漢學者，專欄作家，現任倫敦大學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講師，教授中國歷史和文學；著有《長城：中國對抗世界，公元前1000年─公元2000年》，並將張愛玲、魯迅、韓少功等作家的重要作品完整譯成英文。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鴉片戰爭：毒品、夢想和中國建構》（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