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到一九二六年間，一個身材高大、有著大盤頭、很自信的人，坐在新改組的國民黨宣傳部部長位子上，耙梳一堆又一堆的報紙，尋找偏離黨正統思想的文章。毛澤東待在那個位子上的時間不久。兩年之內，共產黨人在國民黨組織內就沒有容身之處。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與上海最有錢的金融家，還有他們豢養的青幫分子密商了幾個月，出動大約一千名武裝幫派分子，襲擊上海市各共產黨活動的工會；單在一場抗議集會上，就槍殺一百名工會人士。共產黨集結的隊伍在長沙、武漢、南昌和廣州一樣遭屠殺；左派人士脖子上有著被紅色方巾染了的紅印，很快就被認出來，然後以十人或十二人一組，被淹死在河裡。
接下來二十年，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內戰主導了中國的政治和軍事，有時候甚至對日戰爭都變成次要的。一九三○年代初期，蔣介石宣稱，日本人侵略是「外來的，好像是從皮膚上漸漸潰爛的瘡毒，土匪搗亂是內發的，如同內臟有了毛病，這實在是心腹之患；因爲這個內疾不除，外來的毛病就不能醫好。」兩邊的暴力在一九四五年及一九四九年間內戰的最後階段達到高峰，數十萬百姓喪生；單是在共產黨包圍的東北一座城市，可能就有六十五萬人死於飢饉。
儘管中國國共兩黨是政治上的對手，但它們對中國該怎麼成為有效率的民族國家，看法則非常一致：就是透過意識形態的訓練及國家統一。誠如宣傳部毛部長在一九二五年說：「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萬萬沒有第三條路……任何支持反革命行動者……都被我們視為敵人。」
儘管有左右之爭，它們基本上都對中華民族抱持類似的貶抑看法，還有人民必須接受一黨制民族主義。國民黨第一任宣傳部長一九二五年認為，中國是「一張白紙。上綠色，它就是綠的；塗黃色，它就是黃的。」他的繼任人毛澤東同意其意見；毛相信，中國人「一窮二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雖然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勝利之後，花了很大力氣在職責老敵人國民黨的「反動理想主義、機械物質主義、封建、買辦、法西斯意識形態」，但是，兩黨對中國現代史抱持的看法幾乎一模一樣。
妖魔化鴉片戰爭是由共產黨完成的，但基礎則是由先前的國民黨官方歷史學者所打造的。共產黨剽竊很多國民黨範本的元素，把那場戰爭描繪成外國帝國主義（「中國人民終極和最兇惡的敵人」）陰謀之始，想「凋蔽……抑止……且毒害中國人的心靈」，讓他們「挨餓受凍」。
可是，一等毛完成這件事（在至少十五篇不同散文提到它），鴉片戰爭不再只是現代中國歷史的轉折點；它變成起始事件，是中國革命的「第一課」，還是一個世紀資本帝國主義壓迫的起點。
自此之後，中國現代史變得相當簡單，是「中國人民不屈的奮鬥史，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原本是奇怪、曖昧的通敵和內戰的歷史，鴉片戰爭成為「人民不懈英勇的鬥爭」、「全國對抗帝國主義的戰爭」。
一九五一年，歷史書重新採用毛的觀點：「整整一百年，帝國主義把我們中國人踐踏在腳底下。一八四二年後，中國淪落到奴役的可悲狀態，成為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半殖民地。相形之下，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是這一百年最光榮的成就；我們的意志是痛苦的傷口形塑的。」
銘記過往傷痛是要提醒人民好好珍惜現今共產黨帶來的甜美──即使政府引起人為的飢荒、肅清反革命分子，還有文化大革命導致的內戰，讓幾千萬人喪生。一九五○年的教科書在鴉片戰爭章節的前言裡解釋：「新中國的青年必須對近現代史有基本了解……還有革命的特殊原則……我們必須了解，先烈為了建立人民共和國，受過多大的苦，如此我們會更愛祖國，願意貢獻我們所有的一切給祖國未來……我們必須了解，為什麼毛澤東思想是唯一真理，能指出革命勝利的道路。」藉著堅稱中國的外敵很邪惡，毛的共產黨就可以就名正言順地使用暴力，對抗帝國主義者及其所謂的中國同路人（國民黨、資本家、地主，還有任何同情他們的人）。毛斷言說：「在這樣的敵人面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與殘酷性就發生了……在這樣的敵人面前，中國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須是武裝的，也就決定了。」
但是，儘管在形式上自一九三九年起，他便禁止共產黨控制的地區產製鴉片，聲稱它「讓國家生病，傷害人民」，毛還是跟別的軍閥一樣，想由鴉片獲利。
他們自一九三五年落腳西北的陝西以來，因為毛想擴展武力到全省，共產黨的財政很吃緊；但是在禁煙的兩年前，即一九三七年，曾短暫穩定下來。那一年，蔣介石提出第二次「統一戰線」，這次是為了對付日本。接下來四年，共產黨的經濟是靠著國民黨與蘇聯每年給錢、給東西，而支撐下來。 然而，一九四一年以後，兩黨的關係又惡化到實質上內戰的狀態，國民黨便切斷金援，封鎖與蘇區交界地帶，阻止重要的進口物資進入當地。那一年年底，蘇區的財政赤字依法幣算來是一千五百萬元。
幾十年來，共產黨一直宣傳他們是藉著刻苦及民主受到歡迎（實施減租、農業合作化），並渡過危機的。直到一九八○年代末期，歷史學者陳永發注意到，當時的帳冊多處提到有種「特產」拯救了共產黨，讓他們由一九四○年代初期的貿易赤字脫身，而且靠著它，該政權在一九四五年的收入比預算多出百分之四十以上。再深入一點，就發現「特產」就是鴉片。鴉片經「特殊工廠」處理後，運往南部及西部，因而創造出共產黨軍隊的收入。（一九四一年，一篇共產黨社論說，「自從鴉片進入中國，已變成傷害中國人民最大的來源，與帝國主義侵略密不可分，讓中國變成次殖民地。帝國主義者用鴉片奴役、壓迫中國人民。隨著中國人民愈來愈弱愈窮，鴉片扮演最可惡、惡毒的角色。」）但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支美國特使團觀看毛的王國，看到的是一望無垠的田野裡全是高粱及大麥。罌粟已被及時鏟除，以維持（至少接下來四十年）中國共產黨戰時純潔正直的形像。
一九四九年後，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國宣布，徹底與蔣介石的國民黨以及其鴉片政策的腐敗、虛偽決裂。《嚴禁鴉片煙毒通令》說：「自帝國主義侵略我國，強迫輸入鴉片，危害我國已百有餘年。由於封建買辦的、官僚軍閥的反動統治，與其荒淫無恥的腐爛生活，對於菸毒，不但不禁止，反而強迫種植……現在全國人民已得解放，為了保護人民健康，恢復與發展生產，特規定嚴禁鴉片煙毒。」在大規模集會及公審上，煙民被送去戒毒；數千磅的鴉片公開焚毀；走私販坐牢、送牢改營或者處決。只歡迎西方共產主義同志訪問中國，外國商人被視為舊日不平等條約時代的餘孽（條約大多在二次大戰時被廢除了）。他們不斷受到騷擾，甚至坐牢，資產則被充公。
只是，群眾的熱情跟以往一樣有其極限。東北地區政府在一九五○年代初期表示，談論「鴉片戰爭史，或帝國主義者的鴉片政策，效力不彰，群眾興趣不高。」
＊作者藍詩玲（JuliaLovell)為英國新興漢學者，專欄作家，現任倫敦大學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講師，教授中國歷史和文學；著有《長城：中國對抗世界，公元前1000年─公元2000年》，並將張愛玲、魯迅、韓少功等作家的重要作品完整譯成英文。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鴉片戰爭：毒品、夢想和中國建構》（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