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媒體攝影機絕對會對準我的嘴，看我有沒有唱國歌。阿扁那段時間已經被媒體弄得夠可憐了，不能讓人再拿總統和教育部長不同調來作文章，因此我張口唱國歌，但首兩句絕對不開口！」杜正勝說，公元兩千年政黨輪替前，國民黨長期執政，黨國不分，還要別的黨奉行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他讀初中時，郭雲中老師就跟他說過，別的黨不一定要奉行三民主義，因此國歌前兩句「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他是絕對不會唱的。
杜正勝於一九四四年六月出生，隔年八月日本投降。他一歲多的時候，國民黨就接收了臺灣，因此從小學到中學，再到師範學校，以至於大學，他所接受的，都是國民黨主政下的大中國化的教育。而且他喜歡讀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所以對中國存有很大的憧憬。年輕人總會有一些叛逆，尤其是出生在中南部經濟匱乏家庭的子弟，對於統治臺灣的國民黨政權，更容易不滿，更容易忿忿不平，也更容易嚮往社會主義所勾畫的公平理想社會。杜正勝即是這樣的年輕人。
對於國民黨統治下的思想限制，杜正勝也是相當不滿的。他始終記得郭雲中老師啟蒙他的話：「每個黨都有自己的主義，未必要奉行三民主義！」他也有過被學校安維秘書（人二）調查的不愉快經驗。（編按：人事室第二辦公室，於台灣戒嚴時期負責機關保防、安全維護及政風工作，各級政府機關、每所學校及較具規模的民營企業均設置「人二室」以監控員工思想言行，直至《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止後，人二室才隨之走入歷史。 ）
那是他從臺南師範學校畢業後，第一年分發到國小任教時發生的事。當時的教室，黑板上面的牆壁，張貼的是國父遺像，對面牆上則貼著蔣介石的肖像。他班上的國父遺像，因漿糊脫落，有一角折了下來。當時還年輕的杜正勝，不懂也不在意國父遺像和蔣介石肖像所代表的意義，所以國父遺像折了下來也不以為意，結果就遭到人二的調查了。
一九七四年，杜正勝公費赴英留學。在那裡，他第一次接觸到一些香港的報紙和雜誌。他認為那些報紙雜誌比較客觀，不會像看《中央日報》那樣的排斥。從那裡，他看到了一些有關大陸的報導，也到圖書館找了一些大陸反右、人民公社時期的資料，對廬山事件的感受尤其深刻。他對彭德懷的印象很好，彭因為和毛澤東的意見不同，就被批判，他不認同。透過這些資訊，他逐漸對「共產黨」有了不同的想法，但對「社會主義」還是沒有懷疑。
當時倫敦政經學院也有少數的中國留學生。他們是很獨特的一群人，全都穿著黑色西裝，一臉嚴肅，無論到任何地方，都是團進團出，絕對不會和臺灣留學生打交道，杜正勝也只是遠遠的的看著他們，沒有任何接觸。倫敦政經學院是很自由的地方，中午在餐廳用餐時，有時突然會有人跳出來發表意見，中國留學生只要碰到這種情形，一定快閃離開。
一九七○年代，杜正勝從文獻上，開始比較具體地了解共產黨的文革和鬥爭，但是讀得不多，也沒有真正的和中國人接觸過。再加上他念的都是中國的歷史文化和思想，對中國懷有很深的情懷，又對社會主義充滿了憧憬和嚮往，所以那時有人認為他有左派的傾向。
一九七○年代，保釣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有些海外年輕華人嚮往「祖國」（中國）的大好河山，於是回歸了，其中包括知名作家陳若曦。當時人在倫敦政經學院的杜正勝，也在思考要不要回歸，但最後的決定是否定的。
他當時想，在中國沒有親人，沒有同學，沒有敬愛的老師，沒有成長的記憶，沒有熟悉的景象…… 什麼都沒有！「現在我要回歸這樣的祖國，那裡真是我的國家嗎？我真是那裡的人民嗎？」杜正勝茫然了，思考「奉獻祖國」的意義在哪裡？「臺灣有我的親人、朋友、師長和熟悉的一切，回到那裡，去做事、去服務，才覺得有意義！」更何況，臺灣有杜正勝最想請益的沈剛伯老師。雖然討厭國民黨，雖然自認具有社會主義傾向，杜正勝最後的決定，是回到自己成長的家鄉——臺灣。
臺灣政治上的在野對抗，一直都存在。早期是個人英雄式的，例如高雄的余登發和宜蘭的郭雨新。七○年代，黨外開始串聯；七○年代末期，爆發了美麗島事件。當時的主流媒體將「美麗島」的核心人物說成萬惡不赦，後來因為《聯合報》和《中國時報》競相報導美麗島審判當事人的自白演說，談他們為什麼走上這條路，以及對臺灣各種現象的看法和不滿。這些內容刊出之後，對臺灣民主的發展，產生很大影響。
此時的杜正勝，雖然反對國民黨政權，但心態上，還是大中國意識。
八○年代中期，反杜邦和反六輕等環境保護運動，以及農民、勞工、消費者保護和教育改革等各種社會運動蓬勃發展。此刻的杜正勝，雖埋首於學術研究工作，但研究成果累積成他在學術界的實力，到了八九中國民運之後，一股腦兒迸發了出來，九○年代提出同心圓史觀，在學術界，以實際行動捍衛臺灣的本土意識。八九中國民運時，杜正勝一方面聲援這些年輕人爭取民主自由，另方面也認清了共產黨的真面目，認為中國一定要走向民主才行。九○年初，當時的李登總統要改造國民黨，先是引爆了主流與非主流之爭的「二月政爭」，接著又發生「野百合三月學運」，最後非主流垮臺，李登輝掌控了國民黨。廢除國代、總統直選、老立委退職，雖然形式上，還是中華民國的體制，但實質上就如杜正勝說的，「舊瓶子裝新酒」，總統由臺灣人民直接選舉，立法委員也都是臺灣各地選出來的代表，已經沒有中國各省的代表了。臺灣追求民主化、自由化的同時，也逐漸形成了本土化的意識。
九○年代的杜正勝，融入民主、自由和本土化的時代脈動，創辦學術期刊《新史學》，建構了「同心圓史觀」，不再以中國的角度來看臺灣，而是以臺灣為圓心和主體，去看中國、亞洲和世界。杜正勝從一個曾經嚮往中國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學者，蛻變成一個尋求臺灣主體意識的「民主主義」學者。
杜正勝從小家貧，初中畢業保送南師；南師畢業當了三年國小老師，之後做了師範的逃兵，轉進臺大歷史系、歷史研究所；七○年代考取公費赴英留學二年後返國，成為歷史學者。繞了一大圈子，昔日的國小老師，接掌教育部，成為全國最高的教育行政主管。而阿扁總統和游錫堃院長之所以找他接任教育部長，主要是他提出了同心圓史觀，對於推動臺灣主體意識，具有強烈的使命感。杜正勝的臺灣主體意識，得來十分不易。我們可以從他的成長背景和學思歷程中，看到他是如何從大中國社會主義的思維，蛻變成臺灣主體意識的過程。誠如他自己所說的，他是臺灣人，但到「臺灣」這條路，卻花了他大半輩子的時間，繞了好大一個圈子才領悟而來。
杜正勝的臺灣主體意識，不是口號，也不只是學說；而是內化的思維，變成了堅定的信仰和無比的力量。
＊本文選自《走在風尖浪頭上：杜正勝的台灣主體教育之路》，時報出版。本書作者韓國棟二十年來深耕台灣教育現場，為台灣資深文教記者，他將帶讀者回到每一個爭議事件的歷史現場，也訪問前教育部官員莊國榮、吳財順，回頭對杜正勝的施政進行再評價。（系列完）
與談人：韓國棟、杜正勝、莊國榮與特別來賓游錫堃、黃益中
時間: 2016年3月18日(五)14:30~16:00
地點:慕哲咖啡館(台北市紹興北街3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