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日本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其固定資產投資比重的峰值也從未超過GDP的34％。在中國投資率畸高同時，居民消費的比重卻下降到GDP的35％以下，僅為一般國家一半左右。這種狀況造成最終消費不足，勞動者生活提高緩慢，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從中長期看，投資效率下降，銀行體系中潛在不良資產增加，企業財務狀況惡化等，蘊藏著銀行的系統性風險。
講到內部失衡外，粗放增長方式的持續所造成另一個經濟後果，是外部經濟的失衡。這主要是指由出口導向政策長期未作調整所引起的國際收支盈餘的過度積累，和為了減緩本幣升值速度而由中央銀行大量收購外匯造成的貨幣超發，股票、房地產、收藏品等價格飆升（資產泡沫形成）和消費物價指數持續提高（通貨膨脹），金融市場的系統風險增大。
挑戰二：腐敗蔓延 貧富分化過大
第二，上述體制缺陷在社會政治層面導致的消極後果。尋租規模的擴大，腐敗活動日益猖獗，根據1989年來若干學者的獨立研究，中國租金總數佔GDP的比率高達20％至30％，年絕對額高達4至5萬億元。巨額的租金總量，對社會貧富分化加劇和堅尼系數的居高不下產生決定性影響。
近年尋租行為盛行，主要原因就是公權不彰，官員的個人意志能夠決定企業的成敗禍福。誠如阿克頓勳爵所說：「權力通常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1995年，當時在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工作的李強教授發表抽樣調查，表明1994年全國居民的堅尼系數已經達到0.43的高水平，超過國際上0.40的警戒線。接著，社科院經濟所的趙人偉、李實教授也發表類似報告。這些研究非常有意義，可惜當時只在學界引起一些反響，而沒有引起高層領導的注意（2000年國家統計局才第一次公佈了全國居民的堅尼系數），自然也就沒有認真地研究問題到底是從何而來並提出對應措施。
世界銀行《2006世界發展報告》公佈資料顯示，中國居民收入的堅尼系數已由改革開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在列出的127個國家中，堅尼系數低於中國的國家有94個，高於中國的國家只有29個，後者中27個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另外兩個是馬來西亞和菲律賓。
以上事實說明，目前社會上存在的種種弊病和偏差，從根本上說，是源於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嚴重滯後，權力不但頑固地不肯退出市場，反而強化對市場自由交換的壓制和控制，造成普遍的腐敗尋租活動的基礎。由此得出結論，擴大成就和克服缺陷的道路，在於推進改革，建設以民主法治為基礎的市場經濟。
＊作者為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選自《解讀中國改革──習李新政的經濟大轉型》，天窗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