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開始的時期，中國領導並沒有為自己設定體制改革的目標，而是採取了「摸著石頭過河」、「不管黃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策略。不管甚麼樣的政策或制度，只要能夠恢復經濟、穩定社會，都可拿來應用。在鄧小平、胡耀邦指導下，以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評論員文章為開端，在全國掀起一場以「解放思想」為基本內容的啟蒙運動，為改革開放奠定思想基礎。
重商主義滋生腐敗
中國改革從一開始，就採取一種不是整體變革，而是在維持原有主體經濟不做根本性變動的條件下，在國有經濟以外推進的增量改革戰略。這種做法能夠較好地保持經濟在改革過程中的穩定增長，但也帶來雙重體制並存、行政權力干預交易活動的尋租條件廣泛存在的問題。
在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明確時，大家對於甚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又有不同理解。相當多的人把東亞國家所謂「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當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常態。
中國在世紀之交初步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系，就帶有濃厚的政府強力干預經濟活動的重商主義色彩。正像布坎南等主編的《關於尋租社會的理論》中所指出，重商主義社會乃是一個腐敗的尋租社會。
在這樣的社會中，腐敗行為必然出現在有尋租條件的每個角落。於是，在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後，中國社會始終存在「向哪裡去」的選擇問題。或者說是限制行政權力，走向法治的市場經濟制度；或者是沿著重商主義的道路走向權貴資本主義（或稱「官僚資本主義」、「官家資本主義」）的窮途。
「國進民退」的開倒車行為
在這種情勢下，堅持建立市場經濟改革大方向的人們要求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建設法治的市場經濟。然而某些能夠從尋租活動中獲得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不願意繼續朝著法治市場經濟的方向前進，便採取各種各樣手段來阻止進一步的經濟和政治改革，以免自己的尋租和設租權力遭到削弱，甚至假借「改革」、「宏觀調控」等名義擴大權力的干預，擴大尋租活動空間，使自己能夠攫取更多財富。
例如，根據1997年十五大和1999年十五屆四中全會關於國有經濟的佈局調整和國有企業股份化改制的決定，國有企業的改制和改革在世紀之交有很大進展，但是當改革推進到特大型國有壟斷企業改制的最後階段，改革進程就慢了下來，開始停頓不前。在有的領域甚至出現「再國有化」、「新國有化」等「國進民退」的開倒車行為。
除國有部門的改革推進乏力之外，二十一世紀初還出現各級政府利用自己對土地、信貸等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力，大辦「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或者利用工程立項、市場准入、資金投放等權力徇私舞弊。所有這些，都使能夠接近權力的貪官污吏、「紅頂商人」獲得暴利。
政治、司法改革的滯後
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政治改革的滯後。鄧小平在1980年發動全國農村承包制改革同時，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做了著名的「八．一八」講話，啟動政治改革。1986年他多次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經濟改革也難於貫徹，要求加快政治改革。不過這兩次改革都沒能進行下去。
鄧小平逝世後，新一代領導人在追悼會上再次提出政治改革問題。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口號，十六大又重申了這樣的主張，還提出建設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問題，但是10年來進展十分緩慢。例如物權法、反壟斷法等維護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律，用了13年的時間才得以出台。
對於所謂「非人格化交換」佔主要地位的現代市場經濟來說，沒有合乎公認正義的法律和獨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執行是得不到保障。這種情況下，經濟活動的參與人為保障自己財產的安全，就只有去「結交官府」。於是，就出現尋租的「新動力」。
挑戰一：內外經濟失衡
以上這類「改革」引起的挑戰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從經濟方面說，靠資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驅動的粗放經濟增長方式的持續，使資源短缺、環境破壞等問題日益突出，內外經濟失衡加劇，金融市場面臨系統性風險；從社會政治方面說，尋租基礎擴大，腐敗蔓延和貧富分化過大導致大眾強烈不滿，威脅社會安定。
我將對這兩方面分開來進行考察。第一，以上體制缺陷在經濟方面的消極後果。蘇聯式的集中計劃經濟把西方國家在十八至十九世紀早期經濟發展中採用的資源投入首先是資本投入驅動的增長模式奉為圭臬，執行了一條「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路線」。中國從第一個五年計劃起，仿照蘇聯的先例，採用這樣的增長模式。
改革開放以後，雖然一再明確提出要「實現由粗放增長方式到集約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但是由於命令經濟舊體制的遺產這種體制性障礙嚴重存在，增長方式的轉變始終未能取得明顯的成效。在要素（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未能成功轉變的情況下，效仿東亞國家的榜樣，採取「出口導向」的國家對外經濟政策，用出口需求彌補由要素（投資）驅動造成內需不足，於是形成一種以投資和出口驅動的粗放增長方式。
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增大，投資驅動的增長方式帶來的資源浪費、環境破壞等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到了世紀之交，資源短缺，原材料、燃料價格飆升，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生態環境的惡化、地質災變的頻繁發生，不但影響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且威脅中國人民的基本生存條件。
投資驅動的增長方式在宏觀經濟上造成的不良後果，首先表現為投資與消費之間的失衡。這些年來中國的投資率不斷攀升，目前固定資產投資佔GDP（國內生產總值，下簡稱GDP）的比重已經接近50％，大大高於多數國家20％左右的水平。即使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實現快速增長的時期，其投資率也遠沒有達到中國目前的水平。
例如日本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其固定資產投資比重的峰值也從未超過GDP的34％。在中國投資率畸高同時，居民消費的比重卻下降到GDP的35％以下，僅為一般國家一半左右。這種狀況造成最終消費不足，勞動者生活提高緩慢，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從中長期看，投資效率下降，銀行體系中潛在不良資產增加，企業財務狀況惡化等，蘊藏著銀行的系統性風險。
講到內部失衡外，粗放增長方式的持續所造成另一個經濟後果，是外部經濟的失衡。這主要是指由出口導向政策長期未作調整所引起的國際收支盈餘的過度積累，和為了減緩本幣升值速度而由中央銀行大量收購外匯造成的貨幣超發，股票、房地產、收藏品等價格飆升（資產泡沫形成）和消費物價指數持續提高（通貨膨脹），金融市場的系統風險增大。
挑戰二：腐敗蔓延 貧富分化過大
第二，上述體制缺陷在社會政治層面導致的消極後果。尋租規模的擴大，腐敗活動日益猖獗，根據1989年來若干學者的獨立研究，中國租金總數佔GDP的比率高達20％至30％，年絕對額高達4至5萬億元。巨額的租金總量，對社會貧富分化加劇和堅尼系數的居高不下產生決定性影響。
近年尋租行為盛行，主要原因就是公權不彰，官員的個人意志能夠決定企業的成敗禍福。誠如阿克頓勳爵所說：「權力通常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1995年，當時在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工作的李強教授發表抽樣調查，表明1994年全國居民的堅尼系數已經達到0.43的高水平，超過國際上0.40的警戒線。接著，社科院經濟所的趙人偉、李實教授也發表類似報告。這些研究非常有意義，可惜當時只在學界引起一些反響，而沒有引起高層領導的注意（2000年國家統計局才第一次公佈了全國居民的堅尼系數），自然也就沒有認真地研究問題到底是從何而來並提出對應措施。
世界銀行《2006世界發展報告》公佈資料顯示，中國居民收入的堅尼系數已由改革開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在列出的127個國家中，堅尼系數低於中國的國家有94個，高於中國的國家只有29個，後者中27個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另外兩個是馬來西亞和菲律賓。
以上事實說明，目前社會上存在的種種弊病和偏差，從根本上說，是源於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嚴重滯後，權力不但頑固地不肯退出市場，反而強化對市場自由交換的壓制和控制，造成普遍的腐敗尋租活動的基礎。由此得出結論，擴大成就和克服缺陷的道路，在於推進改革，建設以民主法治為基礎的市場經濟。
＊作者為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選自《解讀中國改革──習李新政的經濟大轉型》，天窗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