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多次表示對左轉後的香港《大公報》的不滿，力圖在時代的風雲變幻中不偏不倚、保持中立。香港恰好提供了這樣一個自由的空間，從地理上說，這只是一個彈丸之地，卻是一個典型的世界自由港，左、中、右各派力量都有發言的機會。
香港是一個政治鬥爭很尖銳的地方，這一方面是因為這裡是一個完全開放的社會，各種各樣的政治勢力都有。就《明報》而言，在別的方面我們也不見得就比其他報章好！不過，有一點我們卻是做到了，那就是真正獨立的，任何力量想影響我們的話，我們是絕對抗拒的。這種態度和立場，可能讀者在短期內注意不到，但長期下來，讀者就會了解，我們是真正客觀、獨立和公正的 & &
他不斷重申《明報》「不左不右，絕對中立」的立場，「以前的《大公報》反映當時知識分子的思想，的確是《明報》的楷模，但《明報》是沒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一九四七年，他邁進上海《大公報》的大門，老《大公報》「不黨、不盲」等可貴原則深刻地影響了他，「很多技術問題都是我從《大公報》學來的。《大公報》本身有個傳統，什麼文字可以用，什麼文字不可以用 & &我投身《大公報》，心裡很佩服《大公報》當時的不黨不賣，評論事件很公正，完全報導。報紙不應該歪曲事實，應該講真話，不好講的可以不講。」他自稱，「心嚮往之，時作東施之效，只恨才識難追前賢，時有畫虎不成之憾，但所作的努力，總朝著這個方向。」正是在香港這塊特殊的土地上，他傳承了老《大公報》未竟的理想，《明報》的成功隱約可以看到某些老《大公報》的影子，比如堅持不接受任何方面的經濟支援，他說，「在這情形下，我們就能毫無顧忌的公正不偏，就會得到最廣大的讀者們的支援。」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六日，標榜中立的《循環日報》復刊，他在《明報》發表社評說，「全港報紙非左即右，真正中立者惟《明報》一家，本來勢孤力弱，發言無人響應，大有孤芳自賞之感。」一九六○年二月十七日，他在社評中說，「本報向來主張和氣生財，不反對國民黨，也不反對共產黨，不罵美國，不罵蘇聯。」五月二十日，他又在〈本報創刊周年感言〉社評說，「在政治上我們力求中立，絕不對左派或右派作任何不公平的偏袒。他以後津津樂道的「有容乃大，無欲則剛」，其實要等到一九六二年六月「自由談」副刊誕生時才提出，一九六六年一月，《明報月刊》發刊詞也以此為編輯方針，以後作為《明報》的報訓。一九八○年，他在聘請董橋為《明報月刊》總編輯時，聘書上就提醒董橋，必須「遵照《明報》一貫中立、客觀、尊重事實、公正評論之方針執行編輯工作。在政治上不偏不倚，在文化上愛護中華民族之傳統，在學術上維持容納各家學說之寬容精神」。做了七年《明報月刊》總編輯、八年《明報》總編輯的董橋說：「我雖然無權判斷自己是不是做到了查先生給我的提示，我卻一直沒有輕心淡忘那幾句話的重量和真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