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空總基地舊址的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Taiwan Contemporary Culture Lab，下稱C-Lab），自去年8月正式啟動已過半年光景。文化部於本月9日，提出將於其中打造「當代藝術」、「音像媒體」和「社會創新」三中心。然而對於當前台灣社會來說，文化實驗究竟是什麼？為何又有需要，用占地7公傾多的巨大園區，進行文化實驗？C-Lab副執行長龔卓軍認為，其實如g0v改變了政府與社會溝通的方式，就是當代文化實驗的例子，只是大家沒用文化實驗的角度去看待，而文化實驗的意義，「是保證可以有更多選擇，把這個開放性、參與性，跟訊息詮釋的空間整個打開，讓你有更多的選擇。」
舊空軍總部的前世今生
C-Lab座落於建國南路、忠孝東路、仁愛路之間，前身可以追溯至1939年的總督府工業研究所，1949年國民政府來台後，則成為空軍總司令部基地，直至2012年空軍司令部遷移至大直。
在空總遷移前後，緊鄰帝寶、占地7.15公頃的園區如何運用，早已成為各方焦點，立法院一度有意爭取蓋國會大廈，時任台北市長郝龍斌，則欲蓋社會住宅，而行政院在2013年初，原擬將空總「台北城中城」開發案，規劃朝商辦、購物中心、商業飯店方向進行複合式開發，估可招商1000億，並與當時的華光社區、台北學苑開發案並列，聲稱將打造上述開發案為「台北六本木」。
然而，空總園區與華光社區等大型開發案，不但位址過度臨近，且類型相似，當時一度為外界詬病，時任閣揆江宜樺並於2013年5月叫停空總開發案，要求相關部會重新規劃，而後由國發會與台北市政府組成推動小組，朝文創產業專區定位，最後於2015年由時任行政院長的毛治國決議，全區保留暫緩開發，並採古蹟活化作法，作為孕育未來創新概念的發想基地。
「空總TAF創新基地」並於2015年3月正式啟動，行政院而後於同年11月成立「空總創新基地發展會」，由經濟部工業局領軍，規劃將園區分為創新推進工作坊、科技村、社會創新村、創客村、藝文村及古蹟等6區塊活化利用，其中，位於仁愛路側的碉堡，率先於年底變身為APP創業園區，開放社創團隊進駐，2017年10月，經濟部社企聚落及青創基地搬遷至該園區，並正式更名「社會創新實驗中心」營運至今。
其餘偌大的空總園區，則在2017年6月由工業局，移交予文化部主管，落實總統蔡英文政策白皮書中，「文化實驗室」之概念，去年起正式定名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Taiwan Contemporary Culture Lab，C-LAB），並由財團法人台灣生活美學基金會組成營運團隊，負責規劃執行，2018年8月18日正式啟動、對外開放。
在定位上，C-Lab帶有「實驗」性質，象徵文化最初的發展階段，將與文策院合璧，負責推動文化實驗的C-Lab，是文化的0到1的階段，負責文創產業的文策院，則是將1延伸至無限大；文化實驗場域，也是文化部長鄭麗君「首都文化雙軸線計畫」中，東西廊帶的重要拼圖，由東到西，與北市府所轄松菸文創園區、文化部正在修復的台北機廠、興建中的北部流行音樂中心，以及將於華山文創園區旁設立的文策院，形成「東西向文化創新廊帶」。
盤點7棟建物得拆除！文化部「以軟帶硬」模式「先進駐，再修復」
在此重責大任下，占地龐大的C-Lab園區首要問題，便是21棟主要建物的整復，負責修繕的文化部文創司自行政院核定計畫後，才得知過去軍區內，常為方便，而由阿兵哥自行整修水電線路，經年累月下，多棟建築竟無水電管線圖，過去接管機關，也未曾盤點全區空間，委託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盤點、檢測後，發現共有7棟建物，因耐震能力不足，必須進行拆除。
此外，空總園區尚屬軍事機關用地，目前還須透過都市計畫變更，放寬允許使用項目，才能於園區內進行售票等商業行為，因此，文化部以不同於過往文創園區的「以軟帶硬」模式，先由營運團隊、文創工作者進駐，並於過程中逐步進行建築、公共設施等硬體的整復。
在以軟帶硬模式運作下，文化部已於去年底，和經濟部、科技部，共同向行政院提出C-Lab第二期（2020－2027年）整體發展計畫，期盼於其中建構「當代藝術」、「音像媒體」和「社會創新」三大中心，以「一機構三中心」模式，打造台灣文化創新基地。
「一機構三中心」—當代藝術
對於三大中心，C-Lab副執行長龔卓軍表示，其中當代藝術由於可見性比較高，「所以在第一年我們看到比較多的，是當代藝術展演。」
踏入C-Lab建國南路側的入口後，腳下便是藝術家楊俊以摩斯密碼、美軍任務代號為主軸繪製的線路，一路延伸至各場館，一旁則有巨大的「再基地」展覽看板，是由藝術家王俊傑擔任策展人，邀集11組藝術家在C-Lab園區內，以「實驗」作為發想進行創作，如鄭淑麗與馬修·富勒（Matthew Fuller）於圖書館的「Sleep 79」計畫，以睡眠為主題策劃系列展覽與活動，並於圖書館大廳放置睡眠車床，每週晚間邀請張鐵志、林強乃至唐鳳等人，朗誦詩集、科技計畫書等各色各樣的「床邊故事」；又如陳建志於戰情大樓策劃「空域」，透過AR技術、人造煙霧，讓觀眾與各色軍機一同翱翔天空；而在過去軍方舉行集會的中正堂，則播放著美國藝術家肯·瑞納多（Ken Rinaldo）以軍武、戰爭為主題的動畫影片，前廳則有明日和合製作所的「林愛國招募計畫」，以「娘娘腔、人妖」等組成軍儀隊，反諷社會過去對於男性與軍事的刻板印象。
綜觀園內展覽、活動，龔卓軍也特別提到，這些活動，最初都沒要求要與軍事或者空總基地有關聯，但當藝術家進來之後，許多都會自然而然地，將作品與這個場域產生連結。
而在入口左手方，則是開放「Creator」種子團隊進駐的大樓，提供創作者工作空間與經費補助，更不同於過去藝文補助形式，並未明確要求最終的成果呈現形式；在大樓裡，已有13組視覺藝術、表演藝術等各類型團隊，從去年8月開始進駐，作為表演排練場、裝置工作室，或者共創討論空間等用途，第一期計畫並將於1月31日結束。
對此，文化部藝發司長張惠君指出，C-Lab由於外界都很關關注，必須很快有效果出來，所以包括再基地展覽，或者去年9月的Summer Festival夏日青年藝術節，還有蚊子電影院等活動，都很努力去做，讓里民、居民很容易進來參加，希望可以讓大家更認識這個地方，根據統計，迄今各項交流活動、講座、工作坊等，共吸引逾3萬人參與。
文化部指C-Lab須儘速展現效果，而實驗過程為何需要展現？
龔卓軍並指出，今年進一步希望將大型展覽計畫跟Creator團隊結合，把「實驗」的過程做一定程度的展現，第一年因為沒有夠長的時間，讓策展單位展現實驗過程，所以成果就比較接近活動的樣子。
對於實驗過程為何需要展現？龔卓軍以台灣東部文化廊帶的形成舉例，談到2002年時，有十多個人到台東都蘭的海邊，以「歸零」為構想做3個月的計畫，不要美術館、不要把藝術創作放在心上，撿了很多漂流木搭建廚房、居住的地方，可是這些人其實都有藝術背景，像是安聖惠、饒愛琴等人，所以其中慢慢就會出現創作的部分，然後一傳十、十傳百，包括東管處都慢慢注意到這件事，西部藝術圈的人也開始跑過去，越做越多，越長越多，漂流木這個材質，就開始變成一個很強烈的創作語言。
龔卓軍強調，整個過程中的組織型式、材質運用的方式，全部都是公開的，也沒有預設目標是要做展覽什麼的，可是結果是群聚效應產生，都蘭糖廠慢慢有人進駐，產生音樂、視覺種種的展覽，如果這個過程不開放、不讓別人參與，變成弄個補助計畫，給40萬讓3、4個人去做，就不會有人知道發展的過程，就算發明了什麼東西，延展的速度也會減緩，然後換下一個案子後，又要全部換新重新做；他認為，如果要談文化生態系，就是一定要打開開放性，如果沒有打開參與性跟學習性，其實就只是多了一個美術館或是藝術中心而已，而從技術層面來講，開放性可以容許一定程度的錯誤，也容許很多偶然性的創意發生。
「一機構三中心」—社會創新
針對社會創新中心，龔卓軍指出，這部分將結合今年度力推的「循環城市」主題，循環牽涉到舊的歷史生活形式，排放出來的垃圾、廢料或記憶的殘渣，如何分類重新再利用，這些最基本、非常老的議題，再到新的材料的開發。
他並以目前已可經清潔、消毒後，回收出再生紙漿、塑料的尿布為例，指出像這樣大量的垃圾，不能變成某些發電材料或是特定材質嗎？相關研發，台灣國內其實是有人在做，但是都被鎖定在科技部或科研單位裡面，研發的過程，還沒有跟文化單位、藝術單位或城市建築單位合作過，像成大建築系就有在研發未來城市的建築材料，但這個研發，本身就要涉及到台灣的氣候、濕度、地震、颱風、光線等問題，要整體性地進入城市生活，了解有哪些部分要考慮，是不是有歷史記憶的部分，可以運用在材料裡面。
「老議題新材料」發展新文化資源
「因此從社會創新這部分來講，它的發展本身就跟城市未來的生活息息相關，」龔卓軍說，放在東西文化軸線中，跟其他場館相較，C-Lab第一個訴求，「就是我們近未來的整個城市生活，究竟是怎麼樣？」
另一方面，他則從合作主義的面向切入，指出台灣大學PLUS平台，去年底於C-Lab舉辦了「循環城市進行式」論壇，包含食物銀行、循環服裝社等十幾個國內合作社、循環經濟單位都有來，在循環經濟外，也將結合open source的開源運動，以合作主義為主題討論，思索如果文化實驗場這個地方，開發或發展出一批文化資源，他的分享形式是什麼？譬如著作權的思考，比較是在網路數位部分，透過網路工具的思考方向，對於新的經濟模式、研發單位形式進行思考，這些都將彙整到循環城市這個大主軸下。
「一機構三中心」—音像媒體
而在音像媒體中心方面，C-Lab已於去年10月和法國龐畢度中心的「音樂與聲響研究中心（IRCAM）」 完成合作意向書及相關子約的簽署，將從人才互訪、國際共製、研發以及展演等領域進行交流，以更將在2020年底前，共同合作於C-LAB設立一個聲響實驗室。
龔卓軍解釋，台灣其實有蠻多在演唱會、音樂會、劇場等音響領域工作的音效人員，國內有一些音樂學的老師，過去也是從IRCAM，取得同於高級演奏文憑的學歷，然而這樣的訓練傳統、機構，過去在國內尚未被整合過，或者沒有品牌，而歐洲最老的品牌之一就是IRCAM，C-Lab希望透過合作，在台灣逐漸建立這樣的人才培育中心。
各型態文化產業前端合作 孵出研究人才
龔卓軍談到，音響、音樂的研究人才，若不跟劇場、VR、AR，或者新型態的音樂會形式等文化產業前端合作的話，大概是沒辦法落地的，法國方面也是這樣認為，「如果我們這邊的建置計畫，不跟生態環境結合，便無法發展出適合我們的軟體，就只會適用在歐洲的狀況。」
對於人才培訓，龔卓軍解釋，現今的大學在職專班、碩士班或博士班，也有一些職業訓練的意味，但這些訓練，可能無法直接針對某些大型計劃，如果有大型的實驗性展演，像是世大運的聲音搜集計畫，台灣究竟有什麼地方，可以整合這樣的實驗？今天的大學不一定能針對專案去開一個班，然後訓練一批人。
龔卓軍認為，現今的大學因為專科化，切割得非常的厲害，現在音樂學院裡，完全不管劇場的聲音問題，就是學演奏、搞音樂會，可是對劇場環境的音效處理，就沒有連接，也不會開設相關的課程，因此很少有這樣跨界的人才，但要處理劇場的計畫，還有大型展演的現場聲音、音效等問題，就需要跨領域的研究。
針對台灣目前跨領域現況，龔卓軍指出，是理工的就非常理工，完全處理技術面，像VR團隊中，有一部分是電機理工背景，他們研發的技術能力可能非常高，但沒有那麼快能延伸到視覺、劇場、舞蹈領域做運用，他也談到，如今美術場館裡，缺乏燈光控制領域的人員等問題，就是因為沒有這個沒有這個平台，可以集中訓練。
在跟IRCAM合作的組織性思考裡，龔卓軍表示，就會想說要有教育、培訓的計畫，跟法國方面合作，且還要有田野調查的基礎，要把國內的聲響環境有哪些需求、哪些領域的人遭遇到什麼困難調查出來，這個調查目前也正在進行，預計先做15到20位的訪問，來先了解台灣整體的聲響環境、文化生態是什麼狀況。
文化實驗的意涵與必要性
「我想文化部也有意識到實驗的這種需求，要用這樣的論述，更新過去文創產業的論述。」綜觀C-Lab三大中心與整體思維，都環繞於「實驗」主軸，龔卓軍也對於文化創意產業至今面臨的困境指出，不妨可以多進一步思考，什麼叫文化實驗？
他認為，其實社會上已經有蠻多例子，只是大家沒用文化實驗的角度看待，比如g0v，他們對政府施政的數據、資料視覺化，還有懶人包的重新整理，一定程度改造了政府跟社會溝通的形式，而在太陽花學運中，若以維護台灣的經濟自由來看待，那g0v扮演的角色，比中央政府積極很多，讓整個運動中訊息的連結跟傳佈，維持了開放性跟參與性，也興起了所謂的黑客松，這其實就是一個文化實驗。
「一小群人掌握技術，他並不是封閉性地去申請專利，不是公司化的思考，而是合作主義的思考。」龔卓軍認為，g0v作為一個文化實驗，對整個數位文化的影響，對黑客松形式的推波助瀾，直到現在有唐鳳擔任政委，都代表了這個文化實驗的力量，如果沒有這種文化實驗撐開新的社會溝通形式、社會媒體平台的話，經濟自由的保存，其實可能在某個關卡就會擋不住，「所以文化實驗是保證你可以有更多選擇，把這個開放性、參與性，跟訊息詮釋的空間整個打開，讓你有更多的選擇。」
以實驗作為主軸運作，實驗過程也跳脫大眾過往對文創園區的想像，C-Lab成果究竟會如何、社會大眾是否能夠理解，都需要時間等待發酵並觀察。對此張惠君站在文化部督導的角度，倒持正面態度，表示5年前所有藝文設施，都被國發會要求要有30%的自償率，但現在所有立委，都開始可以接受沒有自償率，整體社會對於文化的接受與理解，確實是有逐漸前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