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元是一場災難—不用「災難」一詞，不足以描述情況之惡劣。創造歐元本來是希望促進團結，締造繁榮和削弱德國對歐洲經濟的支配，但結果恰恰相反：它損害團結，破壞繁榮，並且鞏固了德國的支配地位，至少暫時是這樣。
儘管文化和經濟成就非凡，歐洲有犯災難性錯誤的悠久歷史，而這些錯誤通常是接近瘋狂的盲目傲慢和一廂情願造成的。2014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一百週年紀念。一戰可能是歐洲種種蠢事當中最重大的一件，它最終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後者其實並非無可避免。二戰之後，在美國保護下，歐洲人逾半個世紀的耐心和努力，帶給歐洲和平、繁榮與合作，可惜終於又新犯下傲慢的錯誤，雖然代價遠低於兩次大戰，卻更不必要：這一次是相信經濟情況各異、文化差異更大的主權國家組成不可回頭的貨幣聯盟，可以順利地運作。
歐元區危機清楚顯示，這種想法是多麼愚蠢。德國管理歐元區事務雖然犯了種種錯誤，但德國的政策制定者和經濟學家了解歐元風險—這一點值得表揚。德國之外，了解歐元風險的其他歐洲大國就只有英國。慎思的德國人（尤其是德國央行的人）認識到，在現代世界，貨幣是國家與政體的產物；必須先有國家和政體，然後才創造貨幣，不能反過來。但是，其他歐洲人決定做本末倒置的事：在歐洲各國結成適當的政治聯盟之前，先建立歐洲貨幣聯盟。
歐洲1988年設立經濟暨貨幣聯盟研究委員會，由歐洲執委會主席狄洛（Jacques Delors）擔任主席。該委員會的報告完全沒有討論貨幣聯盟得以支撐的政治基礎，只提供邁向歐洲貨幣聯盟的技術指引。當時德國正處於兩德統一後的陣痛期，而它曾為了兩德統一尋求歐洲夥伴的支持，加上出於對歐洲理想的擁護，德國人覺得自己不能抵制建立歐洲貨幣聯盟的計畫。歐洲各國很快於1991年達成奠定貨幣聯盟創建計畫的《馬斯垂克條約》，隨後幾乎所有歐盟成員國都尋求加入歐元區。此後的事，本書第二和第五章已經講過。
歐元區的建立，與美國各州組成貨幣聯盟的過程極其不同。牛津大學的歐魯克教授（Kevin O’Rourke）和加州大學的泰勒教授指出：
美國是先有穩固的政治聯盟（其成員要退出現在是難以想像的事），這為各州逐漸建立經濟暨貨幣聯盟提供了一個基礎。美國憲法包含一些關鍵假設，包括可以有長存的國債（一種關鍵的集體安全資產），聯邦政府有徵稅權（最終的中央財政能力），使用共同貨幣，以及商務條款（確保各州之間有真正自由的貿易）。後來經歷重大危機之後，美國又建立了銀行業聯盟和具經濟意義重大的財政聯盟。相對之下，歐元區和歐盟都不是政治聯盟；退出歐元區或歐盟是可以想像的，也是人們公開議論的事；歐元區和歐盟都沒有中央財政機關，也沒有共同的公債，而且債權國看來不想朝這方向發展。種種限制意味著有利於歐元區的事未必可行。
希臘、愛爾蘭、義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五個歐元區成員國，陷入了嚴重的經濟蕭條，失業率升至極高的水準，公共債務也飆升（見第二章，尤其是圖17和18）。在希臘和葡萄牙，青年失業率超過55％。它們失落的不僅是十年，還有一整個世代的一大部分人。截至2014年初，我們只能看到虛弱的復甦，但失業率很可能居高不下到2019年底，甚至更久。賽普勒斯甚至在2013年實施資本管制，因而證實了所有人都已經知道的事：除非是現鈔或硬幣，一歐元未必就是一歐元。賽普勒斯銀行帳戶裡的一歐元，與德國銀行帳戶裡的一歐元未必一樣：後者可以隨時隨地自由地用來支付帳款，前者則不行。
人們對歐洲體制的信任已驟減。一些國家出現了立場極端的政治勢力，歐洲許多國家的人民心懷憤恨。戰後歐洲各國和整體的安定正受損。在此同時，歐洲的掌權者散播支持財政緊縮的陳腔濫調和過度樂觀的預測。歐洲正受到布呂寧（Heinrich Brüning）的理念支配。布呂寧是德國1930至1932年間的總理，他災難性的緊縮政策奠下了希特勒上台執政的基礎。
歐元的倡導者認為採用單一貨幣可終止國際收支危機，結果卻出現了信貸危機和外部調整衍生的長期創傷。倡導者認為採用單一貨幣可確保有益的跨國金融融合，結果卻是各國爆發銀行業危機。倡導者認為創造單一貨幣可消除人們對聯盟解體的恐懼，結果問題未解，因為各成員國並未締結政治聯盟。倡導者認為建立貨幣聯盟可使各成員國的人民變得比較親近，結果卻是危機將他們撕裂為傲氣的債權人和忿恨的債務人。如此愚行歷歷，令人嘆為觀止。
我們可以將歐元區想成是一夫多妻的貨幣婚姻：締結婚姻的人未經深思熟慮便匆忙成婚，而且根本沒有離婚的方法—這是刻意的設計，因為離婚安排愈可行，婚姻愈不可靠。新郎走進教堂是出於責任感，而非深信貨幣婚姻可行，多位新娘則根本不明白自己在做什麼。然後是一段不負責任的蜜月期，所有人似乎都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各位新娘能以遠低於以前的利率自由借錢：她們自然開心地去購物。新郎則努力工作，建立了競爭力極強的出口業，累積起巨額的對外盈餘和與此對應的巨大債權。然後，危機爆發了。新郎抱怨新娘浪費他的錢，新娘抱怨新郎迫使她們拮据度日。這段婚姻因此變成一場惡夢：一方面是因為它根本是個餿主意，另一方面是因為蜜月期過得太不負責任。等到危機爆發，所有人都已鑄下大錯。
想想可能的出路：離婚；繼續不幸的婚姻；或是重新創造幸福的婚姻。如今局內人在前兩項選擇之間搖擺不定。婚姻很不幸，但離婚似乎痛苦得令人畏懼。他們必須做的是將不幸婚姻改造為幸福婚姻，而相關行動同樣必須涵蓋流量、存量和改革。首先，所有成員國必須恢復合理的繁榮。第二，歐元區必須處理不久之前那段時間留下來的壞帳（還有一些是較久之前留下來的）。第三，歐元區必須執行一些改革，令自己的體制變得較穩固，經濟前景則較光明。目前看來，這一切都發生的可能性相當低。果真如此，可能的結果是離婚（但很可能是在非常不幸的婚姻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之後），更可能的結果則是讓近乎無法忍受的不幸婚姻永遠持續下去。
我們將從歐元區蜜月期的後遺症說起，然後談持續這場不幸的婚姻，可能的意涵是什麼，以及離婚的可能情況。最後我們將討論如何創造幸福的婚姻，以及這是否可行。
蜜月幻覺
歐元區的故事最奇特的就是：它的婚禮有如來了三位神仙教母。第一位說：你將完全得到你想要的一切。第二位補充道：十年之後，你將面對最恐怖的惡夢。第三位總結道：沒錯，你將面對最
恐怖的惡夢，因為你最初完全得到了你想要的一切。
因此，在截至2008年尾的幸福蜜月期內，先前受公共財政虛弱、高利率和弱勢貨幣困擾的國家，享受到以下情況帶來的快樂：利率相當低、經濟快速成長、實質薪資上漲、經常帳赤字擴大。也不是所有國家都享受到全部好處，例如義大利和葡萄牙便不曾出現快速的經濟成長。但是，整體而言，這是一段滿意的時期。在此同時，德國享受到競爭力和淨出口成長的好處：一方面是因為能利用歐元區的市場，另一方面是因為相對於繼續使用德國馬克的情況，歐元匯價弱得多。歐洲北部其他國家也享受到類似好處，只是受惠程度不如德國。債務人和債權人都開心，自然是同一件事的兩面。
然後爆發全球金融危機，蜜月期也隨之結束。市場人士、政策制定者和民眾突然間發現自己犯了大錯：希臘公債並不是像德國公債那麼可靠；即使在一個貨幣聯盟之中，相當於GDP 10％左右的經常帳赤字、接近GDP 100％的淨外債（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情況）也是不可持續的；蓋一些潛在買家不想要或買不起的房子，不會令國家變得富有；擴張營建、地產和金融業，不會令國家享有持久的經濟競爭力；國家的勞動成本升速若年復一年地超過歐元區的支柱國家，將無法維持競爭力；產業與中國競爭的國家，允許自身的勞動成本升速超過產業與中國互補的國家（例如德國），實在沒有道理。簡而言之，走錯方向的十年比荒廢的十年更糟。
這就是為什麼這場危機這麼慘。歐元區的體制設計無法應付2008年之後出現的經濟、財政和金融危機。但要不是在歐元誕生的頭十年裡對這套體制如此深信不疑，今天的境況也不會那麼糟。
＊本文選自天下文化出版的《面對轉變衝擊的年代》一書，本書作者馬丁‧沃夫（Martin Wolf）為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暨首席經濟評論家，曾獲頒大英帝國司令勳章。他具備深厚的專業學養，加上敏銳的洞察力與犀利的判斷力，論述擲地有聲，備受推崇，放眼全球，幾乎無人能出其右。著有《新世界藍圖：全球化為什麼有效》（Why Globalization Works）和《馬丁沃夫教你看懂全球金融》（Fixing Global Finance）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