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國民黨難以回到政治舞臺中央的另一個因素，是台灣民間對「兩岸關係」概念期待的翻轉，和對政黨處理兩岸關係評價標準的變化。
簡言之，經過國民黨八年的執政，和國民黨過度渲染的兩岸經濟紅利未能落實到各行各業、讓大多數台灣百姓直接「有感」的情況下，台灣民間對兩岸關係的期待，已經從「機會管理」轉化為「風險管理」。
亦即，普便輿情對於兩岸關係改善所能帶來的經濟機會、社會機會和個人發展機會，其期望值較八年前、馬英九甫當選時已明顯下降；且真正通過兩岸關係改善，促進了個人經濟機會、發展機會的受益群體，由於生活和工作重心已逐步遷移至大陸或頻繁往來於兩岸間，也越來越少在台灣的公共話語圈中表達意見，形成已受益人群的聲量越來越小，未受益人群、或基於意識形態理由不願受益人群的政治聲量越來越大的「沉默螺旋」。
目前，在台灣2300萬人口中，長居或頻繁往返於兩岸的遷徙人口據信已在150萬人以上；然而，在這次選舉中，根據台商系統的估算，實際返鄉參與投票的旅居大陸人士應該只在10萬人左右，比2014年底九合一選舉的20萬人還低。
而在過去八年間，兩岸關係迅速拉進後帶來的微觀社會摩擦，如大陸旅客湧入景區、零星發生的旅客、大陸學生與台灣當地社會的言辭衝突，又因互聯網傳播和主流媒體傳而得到放大。
其三，大陸本身製造業和科技代工業的崛起，和由台灣媒體創造的「紅色供應鏈」一詞，更給中端以下製造業和科技代工環節多已外遷至大陸的台灣產業界、投資界帶來了被趕超、被取代、被邊緣化或是被併購的緊張感與迫切感。
其四，在服務業方面，一方面服務貿易協議在台灣因政情理由遲未生效；過去國民黨大肆吹捧、渲染其行業機會前景的金融業，如台資銀行、保險、證券等機構在大陸的拓展情況，實際上亦裹足不前。國民黨執政八年來，除了銀行、保險機構獲准赴大陸設辦事處、或極少數辦事處改掛牌為分行分公司外，並無營業擴張方面的明顯進展，遑論由大陸市場帶來營收貢獻。而其他服務行業，如文教、餐飲、連鎖加盟、餐飲等行業，大陸本身的競爭早已如火如荼，遠遠不是九零年代初中期，那個只要能掌握了速食麵技術、或是來賣賣米果就能賺得滿盆滿缽的年代。但台灣對於大陸市場的迅速發展和升級變化，總體而言，還是遲鈍的。
台資企業來陸一方面未盡能掌握本地消費習慣，二方面在各省市複製商業模式時，還需遷就各地略有不同的行政管理規章。在沿海成熟市場的一線戰區出頭困難，欲往內地二三線城區拓展時的供應鏈、人才鏈的佈局又所費不斐，常非多屬中小企業背景的台資服務業所願為。
台商打群架成功案例有限
因此，台灣第三產業過去八年來在大陸的情況是，以台資企業作為一個整體在大陸「打群架」的成功案例少，台灣背景人才化整為零，被大陸企業、外資企業挖角聘走的情況多。這樣的發展模式，也讓理性關注大陸發展前景者，也不得不對國民黨評估大陸市場的眼光、協助台資廠商的意志、感測時局變化和調整政策方向的及時性，打上一個巨大的質疑問號。
八年前，馬英九團隊剛執政時，仍然照搬1990年代中期的「亞太營運中心」思路，作為台灣經濟發展的整體方略。簡言之，這套方案是謀劃讓台灣成為外資、外企進入大陸的跳板和主要通道，或者是服務業的實驗基地。此一方針在1990年代中期、上海浦東開放戰略實行不過數年之際，或仍有一定說服力。
而放到2008年、全球前500強企業多已在大陸有直接辦事處、分公司或子公司之際再談，則已不免略有滑稽之感。能被這套論述打動的，大概只有進入大陸市場存在若干天然障礙的日本企業。更何況過去八年間，馬英九帶領的國民黨政府落實這套戰略方案的戰術手段，進展仍十分緩慢，除了實現「三通」直航，和開放銀行可開辦人民幣業務、准許讓台灣民眾擁有人民幣存款，以成為潛在的人民幣離岸中心之一以外，幾無其他令人印象深刻的舉措。
直至馬英九即將卸任之際，即使在2016年2月1日以前國民黨都仍掌握立法院內的多數，然而，用以實現「亞太營運中心」戰略目標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仍未在立法院通過；對於放寬跨境人才流動、放寬陸企在台派駐人才的行政法規鬆綁也流於牛步，而審批陸企在台投資、參股的行政審查結果也趨於嚴格，頗受民意掣肘。
綜言之，馬英九在2008年和2012年兩次選舉中高舉的「兩岸經濟紅利」並未在民間普遍發酵；在當年與蔡英文激辯的ECFA（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過關、簽署之後，又過了整整一個任期，僅實現了早期收穫清單上的關稅減免等「小菜」；真正能夠深化兩岸經貿整合程度的兩道大菜「服務貿易協議」和「貨品貿易協議」，都未能上桌─前者遭到「反服貿學運」徹底汙名化；後者則在大選結果一出爐後，進行中的協商便遭台灣官員宣告暫擱。
台灣人民空等了八年的「兩岸經濟紅利」之後，扣除在大陸發展獲益的單位和個人不算，能夠讓人民「有感」的主菜，皆因領導人推展政治議程的手腕低落而遲未上桌，這當然使得台灣政治市場對國民黨高唱的「兩岸機會論」漸趨冷感。
民意對蔡英文處理兩岸能力評價高過朱立倫
在機會面拓展不力、風險面不斷增強，台灣在國際上能走出去的平臺仍然有限的情況下，國民黨在2000年以來自詡為強項的兩岸關係牌，在這次選舉中卻顯然失靈。甚至在選前已有島內民調顯示，民眾認為蔡英文「更有能力處理兩岸關係」的比例，已經超過了國民黨的朱立倫。
何以致之？
主因便是台灣普便民情對兩岸關係的處理期待，已由「機會管理」調整至「風險管理」的維度。且經過兩岸關係在過去八年間的迅速拉近，兩岸的經、社、人、文化等各方面因數，也有大量愉快或不愉快的接觸和磨合，輿論對與大陸繼續拉近距離的邊際期待正在遞減，而試圖維持自身一定舒展空間，和保持政治上固有選項不被快速整合的兩岸經濟現實所取消的對沖情緒，則在島內發酵。這也是何以一場違反台灣法律體制、大幅衝擊並損害代議民主精神的「反服貿學運」，竟可在長達數十天的運動週期周獲得台灣民意較大同情的一個背景。
由此延伸而來，可以看見在蔡英文第二次挑戰大位的整個過程中，其在兩岸關係上對大陸直接批評得少，但對國民黨「試圖限縮台灣人民前途選項」的火力則毫不保留。
在選後，蔡英文除重申要建立具一致性、可持續、可預測的兩岸關係外，還加碼承諾，在自己的任內，兩岸關係不會有意外、不會有挑釁。近日，對於大陸窮問不捨、尺寸必爭的「九二共識」問題，勝選後的蔡英文也進一步放緩姿態，除對1992年汪辜會談的歷史事實和當時雙方達成的「共同認知及諒解」表達尊重和理解之外，還稱，她將在92年會談的歷史事實、雙方求同存異的共同認知、兩岸二十多年來的既有交往與協商成果、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和台灣普遍民意和民主原則等元素所構成的「政治基礎」上，繼續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與發展。
蔡英文看似進一步溫和化的修正，一是為了向以美國為主的國際社會承諾，再度上臺的民進黨政府絕不會成為國際間的「麻煩製造者」，謹守對大陸「牽制」但不「衝撞」的分寸，以免衝擊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利益。二是安撫台灣內部務實力量和兩岸關係的直接受惠者，力求目前存在兩岸間的每週890個直航航班、已經生效的ECFA關稅減免項目、已經在運作的二十多項兩岸協議和官方互動機制，不要因自己的上臺而停頓或倒退。
三是超過300萬票的大幅度勝選和民進黨單獨過半的立法院席次優勢，讓蔡英文目前握有的政治能量和民意高度授權，可供其進行更穩健的操作，而不必受制於陣營內部激進派的掣肘，只需將從馬英九繼承而來的「維持現狀」方針，進一步詮釋為「維持台灣目前自主、不受外力統治」的現狀，即可對支持者有所交代。其四，當整體民意基盤轉為「綠大於藍」、分離主義持續上揚並在輿論話語中成為一時政治正確的當下，分離主義要邁向「主流化」的一條必由之路，就是「溫和化」。
以蘇獨為師，民進黨台獨走向溫和化
一如從2012年起跑、在2014年投票決勝負的蘇格蘭獨立問題，便曾經經歷過類似的轉變。當分離主義欲訴求主流民意的認同和信任時，就必須放下偏執、仇恨、情緒化的民族主義情緒話語，而改以追求更良善的治理、建立更有民意反饋能力的獨立政府、打造更有社會主義情懷且不受倫敦外力干涉的社會福利體系、收回每年大幅上繳到英國中央的蘇格蘭石油經濟利益等等以吸引群眾，甚至到了運動末期，主張「蘇獨」的政治陣營還必須自己高唱繼續與英格蘭雖然分立各治，但仍將共存共榮、維持友善關係的論調─包括主張維持英鎊貨幣聯盟、繼續擁戴英國溫莎王室、保障英蘇邊界自由通行等等，以此來安撫民眾對蘇格蘭追求政治分離、另立中央的不安情緒。
雖然，蘇格蘭獨立派在2014年的公投中以約10%的差距落敗於維持現狀派，但這一政治過程，已使「蘇獨」從被知識界、傳媒界和主流民意譏諷的偏激選項，一躍成為全蘇民眾認真討論其可行性的可能前途，支持率從2012年公投活動起跑時的約25%，到2014年投票前最高峰的接近50%。且在公投落敗後，2015年的英國國會選舉中，「蘇獨」勢力的主要力量蘇格蘭國家黨，幾乎席捲蘇格蘭地區的所有議席，更可望在2016年的蘇格蘭議會選舉中繼續鞏固多數優勢席位、維持地方層面的執政態勢。
蘇格蘭所經歷過的這一「分離主義」主張同時邁向溫和化和主流化的訴求，也在目前的台灣上演。且在蔡英文宣稱對大陸在兩岸關係上「不挑釁、沒意外」的接下來四年或八年間，整個執政機器和其各領域盟友，必將繼續從教育、文化、大眾傳媒等各條路線靜水流深地，鞏固形塑台灣民意特別是年輕一代民意的分離認同。
面對民進黨執政下繼續鞏固的溫和分離主義意識，國民黨一方面難以否定、拋棄「以台灣為主」的訴求，在政治現實中必然會以台灣一己、而非兩岸整體，作為思考政策優劣利弊的「我者」。對今後的國民黨來說，大陸就算不是「對抗的對象」，充其量，也僅是利害關係較為密切的利益相關者。
至於現今仍載於國民黨黨章中的，「追求國家富強統一的之目標」、「反對分裂國土」、「共同為中華民族之整體利益而奮鬥」等意識型態宗旨，在過去八年執政期間即隱而不顯，全黨上下的主要政治人物中，幾乎只有馬英九一人將「拉近兩岸心靈距離」暮鼓晨鐘地掛在嘴邊；其餘行政官僚或地方諸侯，幾乎在他們日常的政治生活中，全然迴避或放棄了意識形態層次的追求和論述，僅僅如繞口令般地反覆以「和全世界一起到大陸賺錢」、「和大陸一起賺全世界的錢」等淺層、蒼白、甚至令人發噱的話語，作為整套執政理念和經濟方略的幼稚化包裝。
長期以來，「幼稚化」、「去意識形態化」和「去政治化」的包裝手法，是國民黨面對來自意識形態層次的質疑時，反覆使用的回應手段。但如此操作久了，久而久之，便把方法當成信仰、把手段當成習慣，幾乎忘卻全黨真正的意識形態和終極政治目標是什麼。又或者，從威權時期的「全民政黨」、也就是「整個社會沒有誰不是國民黨」時代轉型而來的這個組織，根本不敢、或有無力面對黨內黨員間、特別是不同派系政治頭人間實際存在的意識形態鴻溝問題。
過去，在黨籍候選人聲勢的上升期、「兩顆子彈」後大意失荊州的復仇期、或是2008年以來主政期間的利益共用期，國民黨內部意識型態目標缺失的問題，或許還能存而不論，暫時擱置。然而，當執政紅利已然不在、政黨前景長期低迷，整個國民黨充其量僅是「不同領域既得利益者的鬆散聯合體」的本質行將暴露。特別是當國民黨坐擁的上千億台幣龐大黨產，恐將遭民進黨政府和立法院以立法手段追繳、清算或償還政府部門之際，還有多少黨人能夠堅守陣地、又有多少利益扈送系統就此將分崩離析，從國民黨內部的成色來觀察，絕對難稱樂觀。這也將釀成下一篇所討論國民黨恐將跌落歷史舞臺邊緣的第三個原因。
＊作者為在北京工作的台灣人，現任職於《財新周刊》，原刊於作者之財新博客，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