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在戰前由於軍國主義，幾乎是全世界最驕傲、最霸氣的民族。到了戰後，卻成了最屈辱、甚至最怯懦的一個民族。日本戰後心理的轉折，到今天都還是非常值得探討的題目。
日本人和德國人不一樣。德國人因為有屠殺猶太人的邪惡包袱，所以要面對的是罪惡感。而日本人必須面對的是失敗。為什麼會失敗？在失敗的過程中，自我定位與理解是什麼？這是日本人所走過的屈辱。這大約也是川端康成成長的過程。從一個非常高傲的民族，經歷了戰爭、自我懷疑到自我否定。
有意思的地方是，川端康成經歷了戰爭，在戰後的第一篇文章裡寫到──雖然他只有四十六歲──「戰爭結束之後，對我而言就是餘生。」他又說，要以餘生奉獻於日本的傳統之美。所以對他來說，那是一個很清楚的、美學上的自覺。
川端康成寫作的養成過程，其實受到西方很大的影響。可是一九四五年之後，他很明白地將自己與日本傳統之美連結在一起。盡可能地排除、或至少盡可能地融合他過去從西方所學到的技術，用以表達、捕捉日本的傳統之美。
再明顯不過的例子，是他在一九六八年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後，到斯德哥爾摩領獎時的經典演說。那篇演說的標題是「日本之美與我」（美しい日本の私）。二十多年後大江健三郎也去領諾貝爾文學獎，對於前輩很不以為然，所以他刻意將得獎感言定名為「曖昧的日本與我」（あいまいな日本の私），之中對川端康成諸多諷刺。大江健三郎不滿的，主要就是川端康成戲劇性地將自己放在日本傳統底下，否認了日本受西方影響的複雜性。川端康成彷彿在說：「我這個人沒有什麼可以稱道的地方，我所有的好處都來自日本文化傳統。」
「時代小說」可不是浮世繪，這個新興類型小說中刻劃的，不是江戶時代的庶民風俗，也不是江戶時代繁盛的商業活動，「時代小說」裡看出去的江戶時代，是一個「武士時代」、「劍俠劍豪時代」。
最有趣的問題，不能不問的問題，為什麼經過美國人的十年看管，日本人非但沒有忘掉武士與武士道，反而美國人前腳剛走，日本人就後腳馬上復興起武士神話來了呢？難道武士道真的在日本社會日本文化中如此根深蒂固，不只消滅不了，甚至不能須臾離之？
這問題的答案，是也不是。是的，武士道對日本人很重要，沒那麼容易被取消。然而，武士道會那樣在戰後捲土重來，一部分卻要怪美國人自己。
戰後「時代小說」的出現，跟一本書有密切的關係。一本美國人寫的書。
美軍占領時期，貧困殘破的日本，沒有放棄閱讀的習慣。那幾年內，全日本最暢銷的書，數來數去，一定要數到露絲．班乃迪克（Ruth Benedict）寫的《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