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照專文:從回望傳統文化得到救贖的日本人

2016-02-18 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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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在戰前由於軍國主義,幾乎是全世界最驕傲、最霸氣的民族。到了戰後,卻成了最屈辱、甚至最怯懦的一個民族。日本戰後心理的轉折,到今天都還是非常值得探討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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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和德國人不一樣。德國人因為有屠殺猶太人的邪惡包袱,所以要面對的是罪惡感。而日本人必須面對的是失敗。為什麼會失敗?在失敗的過程中,自我定位與理解是什麼?這是日本人所走過的屈辱。這大約也是川端康成成長的過程。從一個非常高傲的民族,經歷了戰爭、自我懷疑到自我否定。

有意思的地方是,川端康成經歷了戰爭,在戰後的第一篇文章裡寫到──雖然他只有四十六歲──「戰爭結束之後,對我而言就是餘生。」他又說,要以餘生奉獻於日本的傳統之美。所以對他來說,那是一個很清楚的、美學上的自覺。

從左到右:南美川洋子、川端康成、若尾文子、梓英子 (千羽鶴首映,1969)
從左到右:南美川洋子、川端康成、若尾文子、梓英子 (千羽鶴首映,1969)

川端康成寫作的養成過程,其實受到西方很大的影響。可是一九四五年之後,他很明白地將自己與日本傳統之美連結在一起。盡可能地排除、或至少盡可能地融合他過去從西方所學到的技術,用以表達、捕捉日本的傳統之美。

再明顯不過的例子,是他在一九六八年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後,到斯德哥爾摩領獎時的經典演說。那篇演說的標題是「日本之美與我」(美しい日本の私)。二十多年後大江健三郎也去領諾貝爾文學獎,對於前輩很不以為然,所以他刻意將得獎感言定名為「曖昧的日本與我」(あいまいな日本の私),之中對川端康成諸多諷刺。大江健三郎不滿的,主要就是川端康成戲劇性地將自己放在日本傳統底下,否認了日本受西方影響的複雜性。川端康成彷彿在說:「我這個人沒有什麼可以稱道的地方,我所有的好處都來自日本文化傳統。」

「時代小說」可不是浮世繪,這個新興類型小說中刻劃的,不是江戶時代的庶民風俗,也不是江戶時代繁盛的商業活動,「時代小說」裡看出去的江戶時代,是一個「武士時代」、「劍俠劍豪時代」。

最有趣的問題,不能不問的問題,為什麼經過美國人的十年看管,日本人非但沒有忘掉武士與武士道,反而美國人前腳剛走,日本人就後腳馬上復興起武士神話來了呢?難道武士道真的在日本社會日本文化中如此根深蒂固,不只消滅不了,甚至不能須臾離之?

這問題的答案,是也不是。是的,武士道對日本人很重要,沒那麼容易被取消。然而,武士道會那樣在戰後捲土重來,一部分卻要怪美國人自己。

戰後「時代小說」的出現,跟一本書有密切的關係。一本美國人寫的書。

美軍占領時期,貧困殘破的日本,沒有放棄閱讀的習慣。那幾年內,全日本最暢銷的書,數來數去,一定要數到露絲.班乃迪克(Ruth Benedict)寫的《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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