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促統」更加明確積極
2019年元旦以來，蔡英文總統與習近平國家主席分別在元旦文告以及《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針對兩岸關係發表重要談話。蔡的元旦文告針對兩岸關係提出「四個必須」和「三個防護網」。這些論點當然是任何政府履行正常職能所必須，但對於民眾期盼的兩岸關係緩和與開展，並無實質上的助益，反而更像是九合一敗選之後對黨內與支持者的宣示，自己才具有國防外交和兩岸最高的決定權和政治權威，目前也確實鞏固了她的黨政領導威信。
反觀習的講話，卻顯示陸方更加強調國家統一的目標，雖然沒有提出時間表，但卻是一次要求具體擘劃、切實推動、實現統一的明白宣言。習的講話由「民族情感」、「民族利益」、「民族復興」三個主軸來貫穿，把兩岸統一當成民族偉大復興必須達成的條件。而且這個總意志、總目標，已經將國家統一、中共執政的正當性，甚至領導人的歷史評價都明確地連結在一起。
「九二共識」不是「一國兩制」
習的講話應該要獲得中華民國政府的鄭重回應。但蔡總統在第一時間，就將習談話的「九二共識」等同於「一國兩制」。台灣多數民意目前確實對「一國兩制」有高度疑慮，這就便於合理化蔡政府繼續斷然拒絕「九二共識」的立場。習的講話確實把「九二共識」直接與「謀求國家統一」連接，但「一國兩制」卻是另在講話中不同的段落，語意上與邏輯上，完全不能把「九二共識」等於「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固然是中共謀求兩岸統一的「基本方案」，也是從1997年香港回歸、中共十五大報告以來，一直相同的主張，但從來就不是「九二共識」的內容。蔡總統做此曲解最大的理由還在於為了遂行其政黨的台獨與「抗中、反中」的理念，所以藉國人質疑「一國兩制」來混淆和否定「九二共識」。
恪守中華民國憲法，依照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與架構來處理兩岸關係，是台灣為保障台海和平、與大陸進行平等而有尊嚴的對話和協商唯一有底氣的立場，也是所有依憲宣誓履行職責的台灣政府各級政務官員的職責。在職官員在恪守中華民國憲法的原則下，必然不得推動台獨，也能夠秉持憲法的精神堅定表達「九二共識」的意旨。
依照憲法精神推進兩岸對話交流 不需操之於人
「九二共識」當然不是1992年白紙黑字出現的文字，就像「貞觀之治」當然不是唐太宗時代發明的名詞。但是這並不妨礙明白發生的「歷史事實」，由後人用特定概念來簡明表達。
1992年中華民國政府基於憲法及當時的《國家統一綱領》，授權海基會與大陸海協會進行協商，雙方函電達成了應相互尊重的共同認識，即我方依1992年8月1日李前總統登輝主持之國統會及其決議之「一個中國的涵義」為基礎，建議表述內容為：「……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1992年11月3日大陸海協會來電，11月6日又正式來函均表示，對於海基會提出「以口頭方式各自表達」表示充分尊重並接受。對於政府與海基會而言，兩岸堅持「一個中國」，但涵義有不同的認知，雙方可各自以口頭聲明方式表述，當時雙方接受這一求同存異的歷史事實，是不容否認的。
執政黨當然可以說2016年起多數民意與新政府不再贊同「九二共識」，或者主張「九二共識」一詞不適合概括1992年時兩岸求的「同」和存的「異」，但不能否認歷史上存在「貞觀之治」和「九二共識」，也不能否定2018年選舉的結果，可能與民意重新考慮接受這個共識有關。民進黨為了反對「一個中國」而認為「九二共識」的「同」不存在、「異」也不存在，那麼1992年兩會開始互動的基礎是什麼？又要用什麼名詞來概括﹖執政黨無法承認當年曾經存在的互動基礎，其根源是不願意真心擁抱中華民國憲法，憲法中具有歷史性的「中國成份」不被認定是兩岸和平的正面因素，反而是亟欲排除的對象。執政黨亦漠視了憲法是我方可接受九二共識的前提，憲法也是九二共識可如何解釋的指導原則與限制，我方完全不需隨著對方的解釋起舞。
直球應對「一國兩制」
現階段想要探索兩岸關係如何穩健推進與發展的方案，若直接由雙方政府對政府進行政治談判，時機遠未成熟。因此台灣朝野與社會各界理應可以依照憲法精神，研究兩岸的制度性連結，並由兩岸各方藉各種平台積極深入探討，提出方案。例如2013年在上海曾舉辦的「首屆兩岸和平論壇」，由民間、學者、智庫搭建二軌、三軌的公開討論、深入研商的機制，由下而上凝聚民意，化解兩岸歧異，縮短兩岸認知差距，提出創新性的兩岸對話制度建設，類似的交流平台都是應該積極推動和支持的。
兩岸關係自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以來，至今已歷70年。兩岸之間的對立與競爭，在歷史脈絡上，確實是中國在近代史遭遇「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李鴻章語），下延國共內戰的結果，所以在制度上外顯為社會主義一黨執政制度，和市場經濟多黨競爭制度的競爭。在法理上，兩岸政府根據各自的憲法，也就是「各自現行規定」，在「國家未統一」下實行分治。
對岸主張的「一國兩制」，是兩岸共構體制性連結的一種方案，我方當然不必接受，並應據實以告民意的疑慮與法理的難題，但若政治家心存「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之思，除非一心以永久割裂兩岸的台獨為念，否則為子孫計探求兩岸平等共構的體制性連結，應是政治志業的題中之義，理應深思後提出見解面對民意，無須一味迴避。
至於未來何去何從，相信多數人可以同意，時機到時自應雙方平等協商，體現有容乃大的中華智慧。從兩岸與國際現實來看，面對對岸對話溝通、尋求共識的要求，也只宜直球應對。儘管雙方物質性實力明顯不對稱，但制度、精神與文化的創造性作用仍是強大的。我們應對憲法的民主精神、開放的社會制度與多元的生活方式，具有高度的信心！兩岸關係發展對台海及亞太區域和平也至關重要，更牽動華府、北京、台北三方的戰略互動。中華民國無論由誰執政，理當負責任地穩定兩岸情勢，不應讓台灣人民陷於險境，失去自由和繁榮，也不應給任何友邦帶來意外與麻煩。
＊作者高思博 為前行政院政務委員、21世紀基金會副董事長；張登及為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