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往政治光譜的中左方向移動，在理論上是對的，但是在實戰上做不到。因為左右議題與國族認同議題，在台灣政治中，是無法完全分開的。
大選過後，競選失利的國民黨內，如楊偉中、殷瑋、草協聯盟等青壯派百花齊放，其中有不少呼籲身為國際保守黨聯盟組織 (International Democrat Union) 成員的國民黨重建論述，從此轉型為中左政黨的聲音。
既然國民黨人士擔心，他們賴以立黨的兩岸與國族定位，即「中國人」加上「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認同，市場已經從九零年代初的約八成萎縮到如今的約四成，不只短期內趨勢似乎不易逆轉，而且受到內部台灣年輕人天然獨以及外部大陸鷹派的雙重夾擊，那麼按照政治辯論的原則，“If you don’t like the answer, change the question”，（既然你知道聽眾不會喜歡你的答案，那你就換聊別的題目），改以經濟社會議題做市場區隔，也似乎很合理。
理論上，拋去歷史包袱不論，從支持者的族群分布維度來看，在傳統藍綠二元的政治版圖中，國民黨一般的確比較常受外省、客家以及原住民族群青睞 (大約獲得外省八成、客家近六成、原住民七成支持)。這些支持者，作為少數族群，他們在民主化年代，在文化、語言政策方面原本便容易變成相對弱勢，在全球化與 M型社會的年代，也無法免除面臨著隨時有可能變成經濟弱勢的潛在風險。
以少數族群政治聯盟為核心的國民黨，原本最自然的定位也應該是成為具包容性的「大帳篷政黨」 (Big Tent Party)，如美國的民主黨，便是一個非洲裔美國人、拉丁裔、亞太裔，加上少數自由派白人的聯盟。
國民黨若能轉換成大帳棚政黨，在族群上代表少數族群，在經濟上支持大政府扶持中下階層，在文化政策上支持多元文化，扶持少數族群以及新移民等準文化弱勢群體，那麼國民黨的立場和支持者群體就能較好連結，論述/故事也就說得通了。尤其是在民進黨即將完全執政，在政策上或將更加受跨國資本制約而右傾修正，騰出更多政治光譜左邊空間的年代，如此的轉型貌似理所當然。
只可惜，有國族認同問題擋路。
在論述上，如果國民黨未來的國族想像共同體的主要符號依然是中國，那麼，在中國「法統」面臨獨派運動強烈威脅時，優先「救亡壓倒啟蒙」，為了守護中華民國去「消音」 (silencing) 多元的聲音，或時而把多元與「亂」畫上等號，是自然的反應。甚至，如果中華文明精華「道統」遭受到本土化聲浪的挑戰，那麼為了維護十四億人的共同文化遺產而去貶低或抑制 2300萬人內部的文化多元性，也是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之舉，兩者都說得通。但是，持續這個思維的國民黨，就會沒有動力，甚至沒有正當性，往中左方向改革、重建論述。
相對的，如果國民黨未來的國族想像共同體的主要符號是台灣，他便能夠合理結合他的選民以及論述，四大族群 (乃至於加入新移民成五大族群) 的論述便能成立。簡單講，解釋為什麼要平等照顧台灣僅有的五大族群 (台灣認同)，比起解釋為什麼只要照顧全中國六十族群其中剛好位在台灣的其中五個族群 (中國認同)，在敘述上通順得多。
但是，如果國民黨轉為台灣認同，那麼它的歷史敘述便無法自圓其說。它在台灣威權時代的霹靂手段以及抑制台灣本土文化的政策，乃至於民主年代持續的相對保守主義論述，其正當性皆是建基於上述的於危急狀態下 (under siege)，出於保護中國法統與中華道統的不得不然。若是改做台灣認同，那麼國民黨在台灣時期的整個「創世論述」 (founding myth) 會出問題，也無法為戒嚴時期統治失當之處辯護。
中左路線改革的呼喚，雖然立意良好，但是實際上走不通。這過程需要的轉變太巨大，歷史包袱也太多。即便真的轉型了，中左選民可能也要問，一樣是中左，他們為什麼要支持國民黨，而不去支持其他的，沒有那麼多左右之間的轉型掙扎與黨產及威權統治紀錄等歷史包袱的新興政黨？
也因此，國民黨面臨著進退兩難的困境。如果想從事中左改革，需要國民黨至少轉化為台灣為主、中國為輔的雙重認同 (相對於馬總統的中國為主、台灣為輔的「中國是我們的國家，台灣是我們的家園」)，一旦如此，則國民黨在台灣時期安身立命的歷史敘事不容易自圓其說。但是不從事改革、不重新做市場定位，恐怕它會眼睜睜地看著它抱持的國族認同定位的市場，隨著兩岸分離日久而逐步萎縮。若是因此而長期拿不回政權，按照許多國民黨高層選前奔走呼籲的「讓民進黨贏，中華民國就會滅亡」的邏輯，也算是「亡國」了。
當然，雖然從右轉左的轉型難度極高，但是歷史上也不是完全沒有成功的案例。在美國，曾經在十九世紀代表南方白人利益的民主黨，到了二十世紀中期已經轉化為少數族群利益的守護者。但是在這條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的旅程中，民主黨先後走過了南北戰爭、如同軍管的漫長戰後重建期、全球經濟大衰退、二戰，以及民權運動，到達終點時，已經走過了漫漫一個世紀的時間。
＊作者為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