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一專欄：「加薪帶動經濟成長」真是諾貝爾獎得主的主張嗎？

在上週的總統候選人辯論會中，某位候選人主張調高基本工資，認為如此可以「帶動經濟成長」，引發一連串口水戰，甚至說美國幾位經濟諾貝爾獎得主也這樣主張。基本工資要不要往上調當然可以討論，但是若說「調整基本工資可以帶動經濟成長」，而且說2014年有7位經濟諾貝爾獎得主寫信給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持此意見，那就是混淆視聽了。我心想：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再不濟，好像也不致於昏聵至斯。雖然我不想扯進選舉口水，但是學理是非之辨，倒不能睜隻眼閉隻眼。政治人物不是常說「選舉是一時的，XX是永遠的」嗎？

2014年元月確實有600多位美國經濟學者聯名寫信給美國總統，信中有三個重點。第一是說美國基本工資已經5年未調整，建議要每年調整時薪0.95元，連續調3年，希望2016年能夠達到10.10美元。第二是分析如此調薪能造福多少低薪者，能如何改善他們的生活。第三是強調美國調升基本工資對失業率的影響很微小，不致於有後遺症。我東看西看，左看右看，不知道這與加薪帶動經濟成長有什麼關係。如果有誰得到這種結論，那麼這個人恐怕要去檢測智商，看看是否只有柯文哲開根號。

真的要深入分析，美國與台灣實在有太多差異；老美的政策論述搬到台灣也是處處扞格。美國過去一百年早就是「創新經濟」的典型；年經濟成長率平均二點多趴，雖然不高，但卻是經濟發展後期的創新驅動模式，殆無疑義。台灣則在15年前經濟成長率動輒七趴、八趴、九趴，呈現經濟發展初期與中期效率驅動的特色。但是到了最近十幾年，傳統的效率驅動已成強弩之末，但是銜接的創新驅動力卻尚未開展，這就是當前台灣經濟的困境，也是我們需要突破的關鍵。任何人只要用膝蓋想就知道，要突破這種困境，實在與調整最低工資沒什干係。如果這麼簡單的思考都有困難，那麼應該去做膝關節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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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是大國，常常自比為「世界」，國內運動冠軍就自稱是世界冠軍。相對而言，大國比較不需要考量「國外」的吸引力。此外，創新驅動經濟就是靠領先營運模式而開創商機，大國國內市場往往就足夠支撐新營運模式。因此，美國調整工資比較不需要擔心產業外移，也比較不害怕產業動能流失，因為他們國內就夠大夠主流。但是台灣不然：一則我們還有不少產業在拚成本、二則「外移」一直都是不少台灣企業的選項、三則台灣市場小，難以發展新營運模式，不得不關注國外磁吸。台灣若是民粹式的、喊價式的壓迫企業調薪，後遺症遠比美國來得大。

美國聯名的600多位經濟學者與我熟識的不少。我問其中一兩位他們的主要關切點，答案都是「公平」。美國的貧富差距遠比台灣嚴重，跨代財富流動極差、CEO與一般勞工薪資比動輒上百倍。那些靠最低工資渡日的，也是在不景氣時受傷最重的一群。這一大群聯名致函的經濟學者絕大多數是比較「左」的；他們關注的是分配議題，而不是成長問題。更何況如前所述，美國的成長問題也不太需要擔心。在台灣，左派右派從來不是對立的焦點，而當前迫在眉睫的經濟轉型課題，更是與分配問題互相平行。硬要把台灣問題與美國學者的意見牽拖，挾洋自重，那應該去精神科掛急診。

有時候，我對台灣少數自認是財經專業卻不讀書的人，真的感到遺憾。他們唸過的總體經濟經濟學文獻，大都是1990年之前的，所以渾然不知1990年後創新經濟的理論與意涵。老美教科書通篇景氣循環，他們在台灣也就跟著談景氣循環、短期預測、燈號轉變。他們自己不用功，卻喜歡用一知半解的道聽塗說，向政治人物妖言惑眾、向記者與媒體招搖撞騙。他們的學問是最不堪的，卻是最喜歡涉入公共事務的，成為「無知誤事」的典型。他們內心非常清楚自己的淺薄與卑微，卻永遠站在人群前排，用自大語言遮掩其自卑。

台灣需要能解決問題的人。但是需要做腦波檢查、膝蓋檢查、精神檢查、斷層掃描的，絕對沒有解決問題的能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