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五年八月，課綱微調爭議持續延燒的一個下午，我收到寄自臺南的厚厚一疊文稿，打開來，是二百多頁的手寫字，作者是七十七歲的陳世昌老師。這個時代，絕大多數作者以電腦打字，寄電子檔給我們，但這疊透過郵局送到我手中的書稿，沉甸甸的，呈現在A4橫條紋紙上，是工工整整的原子筆字跡，可以想像作者費時三年、一筆一畫寫出歷史的認真態度。
我將書稿分批帶在身邊，利用上下班搭捷運時閱讀。沒想到，邊讀邊生出共鳴和感觸，通常歷史書裡寫的，都是自己未曾經歷的年代或事件，但本書的內容，年代跨度從一九四五到二○一五，對大多數臺灣人而言，都是曾經歷、甚至是近在眼前的歷史。
你可能和作者一樣，出生於一九三○年代，幼時經歷過米荒、吃番薯籤度日，念小學時，和來臺的國軍共處一校。也可能和我一樣，小學時在學校說臺語會被罰錢，長大後親眼見證各種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也或許，你是出生於一九八○、九○年代的年輕人，小時候搞不懂國會的大人們為何老是打架對罵，上大學後卻也熱血沸騰的參加太陽花學運、占領立法院。
就以「推行國語、禁說方言」運動為例，我念小學時，被級任老師選為推行國語的班級幹部，儘管我的祖先早在一七五○年代自泉州來到笨港 ( 今雲林北港 ) ，臺語是我的母語，我卻要負責舉報講臺語的同學，說一句，罰一塊錢。
有一天下課時，我和同學開心的說笑著，不知不覺脫口說了好多句臺語，只覺得同學突然愣愣的看著我、半响後說：「哦—，說臺語！」我才醒覺過來，當下真恨自己「禍從口出」，心疼有限的零用錢變班費，從此提醒自己連回家都說國語，以免到學校時語言頻道轉換不過來。很多和我同年代、以臺語為母語的人，就這樣硬逼自己說國語，愈說愈流利，臺語卻愈來愈不輪轉，導致我們結婚生子後，下一代幾乎沒有人會說臺語。
當時年紀小，並不知這是對臺灣人的歧視政策，更沒想到，此舉造成如今很多家庭，孫子和不會說國語的祖父母話說不通的荒謬現象。而當年收視率高達九成的布袋戲連續劇《雲州大儒俠》，也因以臺語發音而無預警停播，害得我們這些放學後爭看史豔文、藏鏡人為娛樂的小學生失落了好一陣子。
我出生的一九六四年，距離二二八流血衝突已經過十七年；韓戰、八二三炮戰也都成歷史事件。當時的物質條件雖欠佳，但社會升平、小學生思想單純。雖然處處可見「反攻大陸」、「保密防諜」標語，蔣中正總統和國父孫中山的肖像永遠掛在每一間教室前後，但我們並不覺得有何奇怪。有一天「偉大的領袖、民族的救星」蔣中正逝世，全校還在操場舉行哀悼會，印象中在悲傷的氛圍下，我也跟著鼻頭酸、眼眶紅，然後，所有同學都收到一塊小黑布，別在制服上「戴孝」一個月。
蔣總統過世後，偶爾聽到大人們聊天時，提到「蘇東啟……被放回來了」，仍搞不清發生什麼事。長大後才知道，當年北港鎮有位投入臺灣民主與獨立運動的先驅—蘇東啟議員 (蘇洪月嬌的先生 ) ，曾計畫武裝推翻蔣家政權而被捕，此事是一九六○年代株連最多人的政治案件，蘇東啟入獄十多年後才因蔣中正逝世而被特赦。
回想起來，我是在威權統治塑造出表面安定的社會下，懵懂的度過童年。直至一九七○到一九八○年代，我的少年和青少年時期，臺灣在國際上愈來愈孤立，被趕出聯合國，與加拿大、義大利、日本、美國斷交；但蔣經國總統在外交挫敗和石油危機下帶領大家拚經濟，推動十大建設，經濟起飛，人民物質生活漸趨豐裕。而隨著民智大開，黨外勢力開始公開挑戰國民黨的統治，最終爆發高雄美麗島事件。
到李登輝執政的一九九○年代，我們不再努力拚經濟，而是將熱情投注在民主選舉、遊行示威等政治活動中。這段時間，我是政治開放的小小受益者，因報禁解除、報紙增張，報社擴大招募記者，學經濟的我得以進入當時的大報社，開始我的記者生涯。雖然主跑的路線是商業，但身在報社，聽政治線同事談採訪新聞時的見聞，總覺得自己也站在第一線見證著一九九○年代以後發生的野百合學運、修憲、辜汪會談、總統直接民選、政黨輪替、兩岸直航……。
如今臺灣島上，雖然存在著統派和獨派兩股不同主張，但臺灣最可貴之處是包容，我們可以容納不同的政治意見，可以接受不同的宗教思想。多數臺灣家庭可能和我家一樣，親族中有人支持國民黨，也有人是死忠的民進黨擁護者；有人是基督徒、有人是佛教徒，更多是拿香拜拜的媽祖信徒。逢年過節大家聚在一起時，即便各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宗教派別，爭辯過後，下次見面還是一起吃飯，不至於老死不相往來。
在這樣的包容性格下，雖然戰後七○年的臺灣歷史，錯綜了臺灣、中國、美國三方的政策和立場之激盪，詭譎多變，而且同一事件，每個人因其成長背景和經歷，會有不同的解讀和看法。但透過本書對歷史真相的探求、對史事因果的分析，讀者將會更瞭解史實，也期待每位讀者讀過這本書之後，可以為自己在這塊土地上的生命經歷，找到屬於自己的歷史答案。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本文選自《戰後70年台灣史》（陳世昌著，時報出版）推荐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