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最後的夜晚》拍攝幾經延宕，預算超支，最初的2000萬根本不夠用，所幸投資人繼續力挺，堅持到最終的5000萬大關。畢贛說，《老虎》跟《地球最後的夜晚》，遭遇的困難其實一樣，《老虎》之前他沒拍過長片，和以前上街拍10分鐘交作業不同，《地球最後的夜晚》時，則是對電影工業不熟悉，對特效費用等事務的掌握不夠。
「其實每天那個價格、那個浪費，是直接丟進去的，補不回來了；如果一開始可以很有經驗，把事情做好的話，3000萬可以在最好的性價比，把事情達成。他們願意支持，也發現我在其中的進步和努力，是值得投入的，也想為電影做出他們的貢獻。」
聽起來像為藝術義無反顧，不過終究是踏進電影工業，這圈子不可能不談錢，「還是不想讓我的投資人虧錢，畢竟，當它變成一個商品，它是另外一個談論的話題，在這個話題上我不想讓人虧錢，所以我才配合做那麼多宣傳。」
觀眾喜歡、不喜歡 「那對我有什麼關係？」
平凡的凱里青年，如今闊步影壇，這條人生路徑畢竟充滿荒誕，很難單單用「勵志」作結，就是像他的電影，朦朦朧朧地，讓人聽著也恍惚起來。
要窺探畢贛的心思，或許真的不能靠語言，口頭的意涵，就和記憶一樣會隨時間變換。前幾年，他說《路邊野餐》像女兒，可愛得可以講上一千遍，如今第二胎誕生，它轉性了，「應該是兒子，不重要，他應該更像兒子，很辛苦，放生著養，《地球》更像女兒，其實挺呵護她的，養育的方法不一樣；我們家條件不好，沒有資格嬌生慣養，商業電影才有資格，反而是為了她，我借了太多錢，讓她不受兒子受的苦，讓她更健全。」
從女兒變兒子，那倒也罷，一起受苦捱過來，問起畢贛心裡可有遺憾或愧疚？他倒理直氣壯：「不愧疚啊，男人就應該這樣。」男兒自古當自強，畢竟父親也是這樣熬過來的。
如果繼續用父親的角色比喻，畢贛大概是個自由放任的父親。孩子生養的過程，他掏盡心思給到最好，長大出了家門後，外人說他教養得好或壞，「我根本就聽不進去。」接著立刻補上世故的答案：「這是開玩笑講的。但大家的評價，對一個藝術作品、對創作者的評價，一定是要透過很長的時間，才去判斷他。」
「一本書你可以留在身邊、留在手邊，你可以一個月後，一年、五年 後，才去判斷喜不喜歡，但電影的放映，就是在既定的影廳裡面，大家是分享當時的觀感，所以大家看完電影，馬上說出那個話，對我來說是不重要的；你不知道你之後會遇到什麼，你不知道會在哪又遭遇這個電影，你不知道你的判斷，還是不是這樣，所以我沒必要當下馬上就擔下，不論是好或壞。」
反過頭來，他卻又鼓勵觀眾及時說出感受，「觀眾就應該要表達，喜歡、不喜歡，那對我有什麼關係？」在他心底，評價跟創作分得很開，留下的印象，都是來了又走的風。
時間會流動，記憶會變動，有件事在畢贛身上，卻始終如一。當年《老虎》參加南京影展，放映時畢贛在外頭看著，每5分鐘就走掉一個觀眾，映後講座時，他只說：「謝謝你們來看我電影。」
成名後的每一個場合，他總不斷重申謝意，是兒子還是女兒？到底喜不喜歡？都不重要，「把時間交給我，其實已經挺感動的，不論是說我電影不好，還是喜歡我；當一個觀眾看完兩個小時沒有離場，我就已經很感動，這件事難道不應該感動嗎？在人生裡面，不會有那麼多人願意把兩個小時給我的。」真正重要的，還是坐下來，在他的世界裡一起神醉夢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