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歲，大多數投身電影的人，還在攢人脈、熬資金，他已經拍了兩部長片；26歲的出道作《路邊野餐》，成本只有20萬（人民幣，下同），成果被譽為「奇片」，在第52屆金馬獎，以壓倒性的票數拿下最佳新導演獎、費比西影評人獎，出征歐洲，也在盧卡諾影展、南特影展大放異彩。
如今來到29歲，他交出第二支長片《地球最後的夜晚》，手上預算翻到5000萬，合作演員從鄉村小鎮的素人，變成湯唯、張艾嘉等一線影星，今年5月遠征坎城，放映後，全場觀眾起立鼓掌3分鐘，影評人紛紛探出頭來，讚嘆他的電影有魔法，更讚嘆他拍了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鏡頭。
來自中國貴州小鎮凱里的畢贛，學拍片到現在，大概才10年，已經在國際影壇叱吒風雲，讓人不禁想問，他的人生怎能這麼順遂？
假若回到幾年前，畢贛聽了這問題，泰半會微微一笑，用他慵懶夾帶慧黠的表情，給你一個否定的答案。
那時的畢贛，剛從山西傳媒學院畢業，回到凱里老家，跟攝影師朋友合開婚攝工作室，一筆案子300塊，一個月只接得到2、3單，但店面月租就要600塊，不用特別算，都知道是慘虧，不到一年就倒閉。
困頓的那一年，畢贛埋首創作，寫出《路邊野餐》的劇本，「其實這就算對生活的逃避了，我的朋友可能讀研究所，但我不喜歡念書。」凱里在他口中，是中國四、五線城鎮，家裡人看這小夥子不務正業，整天寫些看不懂的東西，自然心急，「我奶奶還叫過我去啤酒廠上班，她不知道我在做電影，只覺得我總在家待著。」
《路邊野餐》描述鄉下醫生陳升，坐牢後9年後回到凱里，妻子過世了，同父異母的弟弟老歪整天胡混，連小姪兒衛衛都被老歪賣掉；為了找回衛衛，陳升踏上追尋的旅程，診所的同事趙醫師，則要他順道把信物帶給老情人。
陳升坐上火車出發，穿過山洞，卻岔進夢的領土蕩麥，那裡時空交錯、虛實難辨，小衛衛、長大的衛衛、陳升、老情人的身影，時而交疊，時而分離，分不清今夕是何夕。
畢贛建構出一個虛幻的空間，信手捻來的詩句像酒，讓人一點一點，喝著就往裡頭走去；小酌的節奏很古典，用宋詞長短句架構，當作剪輯的節奏，在黔東南的亞熱帶酒館裡，微醺地對著他拍手。
即便以小眾電影的角度來看，《路邊野餐》也陽春得可以，製作成本這裡湊、那裡借，20萬，卡司只有郭月一個職業演員，剩下的，畢贛找親戚、找朋友，擔綱主角的陳永忠，是他小姑丈，從他還在學生製作時期，就一路相挺到現在。
就這樣東拼西湊的一部片，讓他橫掃國際影展，悶濕的南方小鎮，沒有什麼藝文資源，卻滋養出這株奇葩異卉。2015年，畢贛來到台灣，不只拿走金馬獎，也帶著《地球最後的夜晚》初期企劃，在金馬創投會議找到先期資金。
《地球最後的夜晚》描述一個男人，在分離多年後，尋找一個充滿謎團的女人。畢贛說這是黑色懸疑電影，也有人說這是浪漫愛情電影，但畢竟這人的創作，就像在夜裡舉著火把，乘船順流而下，岸上的石頭、樹木都是風景，就是只能模糊地，遠遠看見端倪，隻字片語說不盡全貌。
古靈精怪的凱里青年
「我跟一個普通的凱里年輕人，真的沒有兩樣。」3年過去，畢贛淡淡地說起自己的身份，笑裡深不可測，摸不著他垂著的眼神，是故弄玄虛，還是戲謔地觀看世界，就連語言，在他口裡也有虛實交錯的魔幻氛圍。
總之，這個驚艷世界的小伙子，堅稱自己只是普通的凱里年輕人。
普通的凱里人，出生在普通的凱里家庭。畢贛自小父母離異，開理髮店的母親，只有上學時，會到學校看他，跟著過生活的父親，開過出租車，後來在煙草局上班，很愛喝酒，「他比我更像藝術家。」
尋常的小鎮時光，就尋常地走了過來。畢贛在奶奶開的麻將館寫作業，課業之外的時間，就像同輩的80後中國青年，聽香港、台灣的流行歌，在仿冒遊戲機裡耗上大半時光，「小霸王，學無止盡。」沈著的臉孔興奮地笑開，畢贛伸手，比劃出小霸王遊戲機的形狀，「好像是模仿任天堂的。」
尋常的日子在高中岔出新路。畢贛喜歡動物，有一回朋友送他《導盲犬小Ｑ》的光碟（台譯：《再見了，可魯》），讓畢贛開始期待，未來可以拍動物的影片，後來他又被雜誌的影評專欄吸引，一頭熱考進山西傳媒學院，在編導系主修電視專業，至於電視編導，跟電影導演其實不一樣，則是入學後才發現的事。
大學時的生活，物質條件算不上優渥，班上同學每個月生活費1000元，畢贛只有600塊，沒閒錢買光碟，想看的電影有時太偏門，連中國的網路資源也找不著，所以他每天跟室友形容哪部片有多好、多棒，隔天室友就會被慫恿，買回來跟他一起看；大二那年，拍了短片《南方》，校內評價兩極，一大票人喊看不懂，還是拿下學生影展金獎；後來拍長片《老虎》，畢贛寫了一頁劇本，蓋在一大疊白紙上，拿著找人問：「跟不跟？」做攝影的同學，以為已經有很完整的劇本，「跟！」
才氣在他身上，早就氤氳浮現，至於才華不能克服的，沈著的腦袋古靈精怪，總是能找到路鑽出去，曲曲直直地，向人們投下蜿蜒數千里的暈眩感。
「我就是個普通的凱里年輕人。」笑意輕得像煙飄盪，名下作品已拿下4座金馬獎，普通的年輕人聽了，大概只有滿臉問號。
每次拍片「就是完了」 最不願害投資人虧錢
「每次就是完了。」畢贛這樣形容自己的拍片歷程。拍《老虎》的過程，其實淒慘無比，至今仍不肯讓外界看成果；拍《路邊野餐》，他把自己消磨到底，「 我個人所有的資源，我的整個世界都貢獻出來了」，直到殺青後好一陣子，還常有人上門討道具：「你跟我借的衣服還沒還。」
《地球最後的夜晚》拍攝幾經延宕，預算超支，最初的2000萬根本不夠用，所幸投資人繼續力挺，堅持到最終的5000萬大關。畢贛說，《老虎》跟《地球最後的夜晚》，遭遇的困難其實一樣，《老虎》之前他沒拍過長片，和以前上街拍10分鐘交作業不同，《地球最後的夜晚》時，則是對電影工業不熟悉，對特效費用等事務的掌握不夠。
「其實每天那個價格、那個浪費，是直接丟進去的，補不回來了；如果一開始可以很有經驗，把事情做好的話，3000萬可以在最好的性價比，把事情達成。他們願意支持，也發現我在其中的進步和努力，是值得投入的，也想為電影做出他們的貢獻。」
聽起來像為藝術義無反顧，不過終究是踏進電影工業，這圈子不可能不談錢，「還是不想讓我的投資人虧錢，畢竟，當它變成一個商品，它是另外一個談論的話題，在這個話題上我不想讓人虧錢，所以我才配合做那麼多宣傳。」
觀眾喜歡、不喜歡 「那對我有什麼關係？」
平凡的凱里青年，如今闊步影壇，這條人生路徑畢竟充滿荒誕，很難單單用「勵志」作結，就是像他的電影，朦朦朧朧地，讓人聽著也恍惚起來。
要窺探畢贛的心思，或許真的不能靠語言，口頭的意涵，就和記憶一樣會隨時間變換。前幾年，他說《路邊野餐》像女兒，可愛得可以講上一千遍，如今第二胎誕生，它轉性了，「應該是兒子，不重要，他應該更像兒子，很辛苦，放生著養，《地球》更像女兒，其實挺呵護她的，養育的方法不一樣；我們家條件不好，沒有資格嬌生慣養，商業電影才有資格，反而是為了她，我借了太多錢，讓她不受兒子受的苦，讓她更健全。」
從女兒變兒子，那倒也罷，一起受苦捱過來，問起畢贛心裡可有遺憾或愧疚？他倒理直氣壯：「不愧疚啊，男人就應該這樣。」男兒自古當自強，畢竟父親也是這樣熬過來的。
如果繼續用父親的角色比喻，畢贛大概是個自由放任的父親。孩子生養的過程，他掏盡心思給到最好，長大出了家門後，外人說他教養得好或壞，「我根本就聽不進去。」接著立刻補上世故的答案：「這是開玩笑講的。但大家的評價，對一個藝術作品、對創作者的評價，一定是要透過很長的時間，才去判斷他。」
「一本書你可以留在身邊、留在手邊，你可以一個月後，一年、五年 後，才去判斷喜不喜歡，但電影的放映，就是在既定的影廳裡面，大家是分享當時的觀感，所以大家看完電影，馬上說出那個話，對我來說是不重要的；你不知道你之後會遇到什麼，你不知道會在哪又遭遇這個電影，你不知道你的判斷，還是不是這樣，所以我沒必要當下馬上就擔下，不論是好或壞。」
反過頭來，他卻又鼓勵觀眾及時說出感受，「觀眾就應該要表達，喜歡、不喜歡，那對我有什麼關係？」在他心底，評價跟創作分得很開，留下的印象，都是來了又走的風。
時間會流動，記憶會變動，有件事在畢贛身上，卻始終如一。當年《老虎》參加南京影展，放映時畢贛在外頭看著，每5分鐘就走掉一個觀眾，映後講座時，他只說：「謝謝你們來看我電影。」
成名後的每一個場合，他總不斷重申謝意，是兒子還是女兒？到底喜不喜歡？都不重要，「把時間交給我，其實已經挺感動的，不論是說我電影不好，還是喜歡我；當一個觀眾看完兩個小時沒有離場，我就已經很感動，這件事難道不應該感動嗎？在人生裡面，不會有那麼多人願意把兩個小時給我的。」真正重要的，還是坐下來，在他的世界裡一起神醉夢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