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esh是英美發動的伊拉克戰爭的最大遺產﹐」莫山貝表示。它是二零零三年伊拉克戰爭造成的政治壓迫狀況和宗派主義興起之結果。「而英國政府卻把丟更多炸彈當作解決Daesh之道﹐」他說。
主戰的政客喜歡談「文明對立論」﹐將Daesh當作伊斯蘭文明的極致代表﹐與西方文明水火不容。對倫敦亞非學院的哈尼爾教授(Dr Adam Hanieh)來說﹐這種「文明對立論」是完全誤導大眾﹐為戰爭製造意識型態上的正當性。
哈尼爾教授(Dr Adam Hanieh)指出﹐其實Daesh的思想之能夠存在﹐部份是源自「阿拉伯之春」人民革命希望的徹底破滅。二零一零年自突尼西亞展開的人民抗議活動﹐以致二零一一年間漫延到整個地區﹐包括埃及﹐利比亞﹐敘利亞﹐巴林﹐葉門等國的反抗運動﹐剛開始人民充滿了改變現狀的希望﹐畢竟這是中東五十年來規模最大的公民反抗運動﹐上百萬人有生以來頭一次投入政治活動。「人民走上街頭的基本動力與地區的資本主義型態有深切關系﹐」哈尼爾教授(Dr Adam Hanieh)表示﹐「幾十年來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重組﹐全球經濟危機的衝擊﹐中東國家由西方強權長期支持的那些專制軍警政權﹐都是人民起義的基本原因。」
「人民反抗的浪潮威脅到了那些受西方保護的極權政府﹐挑戰了他們的政經精英結構。於是﹐這些反抗運動就迅速被鎮壓了﹐被扭轉了﹐它們無法往前走﹐改變的可能性被摧毀了... 敘利亞阿薩德(Assad)政權造成的社會實質的毀壞﹐十多萬人的死亡和上百萬人流離境內境外﹐加深了整個地區的絕望感... 這種絕望感代替了二零一一年間人民初始的樂觀和期待。」
「是在這樣的空隙間﹐『伊斯蘭國』的組織能進入...『伊斯蘭國』和其他聖戰組織是倒退的症狀﹐表達的是撤敗與日益強烈的混沌感... 『伊斯蘭國』的世界觀﹐就是這種新現實的思想表現。清楚地說﹐『伊斯蘭國』的興起不像許多西方評論家的說法那樣﹐不能解釋為意識形態或宗教的結果。該組織的成長有很真實的社會和政治根源。」
Daesh呈現的是「挫敗的辯證學」，哈尼爾教授這麼說。西方伊拉克戰爭的毀壞下製造的分歧與仇恨﹐以及「阿拉伯之春」的被擊敗﹐醞釀出Daesh這個產物﹐它反映的是人民的希望無法得到實現﹐而Daesh的成長更進一步深化了希望的幻滅。
「雖然『伊斯蘭國』的思想框架明顯地無法說明人民面臨的各種危機﹐對某些人來說它卻與現實同調﹐為部份人提供了瞭解混亂和毀壞狀態的方式... 因此﹐與西方媒體傳播的形像不同﹐『伊斯蘭國』思想宣傳的主要內容﹐其實是很日常生活的﹐雖然它[在媒體上]著名的是暴力... 它宣傳的意識型態重要的一環卻是烏托邦﹐宣傳展現它境內人民生活的愉悅和穩定﹐以及無限的經濟活動。」比如﹐今年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Daesh的媒體中﹐有一半以上集中於烏托邦的主題。哈尼爾教授(Dr Adam Hanieh)認為﹐這是它對混亂和危機中求生存的人們最有力的號召。要擊敗Daesh﹐首要條件是給予人們希望﹐創造改變現狀的可能。
空襲敘利亞﹐恐怕如許多英人預測﹐會帶來無止盡的戰亂﹐毀壞和仇恨的惡性循環。法立格先生(Abdullah Faliq)表示﹕「我們必須知道，打敗Daesh的真正方式﹐是透過智識與政治的途徑... 智識方面﹐如土耳其學者卡林(Ilbrahim Kalin)所說﹐『這種爭鬥需在思想層次上進行﹐讓Daesh使用的方法失去正當性』。許多穆斯林學者和宗教領袖已在思想上挑戰了Daesh。」
「以政治途徑來解決問題﹐是所有意圖建立和平者的責任。智識和政治途徑的雙管齊下﹐是解決目前危機的唯一具可續性的方式。」
＊作者為獨立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