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六搭地鐵回到家後﹐才發現剛剛經過的史特拉福的後面一站發生了砍殺事件。當事人在企圖殺人之前高喊﹐「這是為敘利亞！」雖然當事人是無組織的個人﹐而且曾被診斷為精神病患﹐這事件仍被多數媒體評為恐攻事件﹐造成人心徨徨。不只是地鐵站的安全措施加強了﹐倫敦人進出大型公共場所的防衛心提高了﹐連美術館都警備森嚴。恐怖主義攻擊的可能性﹐已是大眾每日生活中都可意識到的。
這讓我想起了二零零五年倫敦的七七恐攻事件﹐它的社會後遺症是對他人的不信任感。好像地鐵上坐在你對面的每一乘客都有可能是自殺暴炸客。許多人的經驗是﹐一上地鐵就坐在離車門最近的地方﹐盯著每一乘客的舉動﹐抱著最壞的想法。而被懷疑的對象﹐通常是“看似”南亞裔或中東人的乘客﹐即始他們可能是土生土長于英國。昨天﹐一位巴士架駛就命令一名南亞裔乘客下車﹐因為其他乘客「覺得他看起來很可疑」。恐懼感激發並加強了人們可能原本就抱持的偏見。
而恐懼感來自這事實﹕任何人都可以成為恐攻的犧牲者。炸彈是不長眼睛的﹐不論是在恐攻行動中﹐或在西方國家發動的空襲下。Daesh(俗稱「伊斯蘭國」)的恐攻行動者不會去分辨穆斯林或非穆斯林﹐恐攻的對像是不分信仰的。就像西方國家發動的空襲一樣﹕它能去分辨誰是Daesh﹐誰是一般人民嗎？
這就是為什麼英國有強烈的反戰民意。而十二月二日那天晚上﹐在一整天的國會辯論後﹐英國國會議員投票通過保守黨轟炸敘利亞(397支持票﹐223反對票)。六十六名工黨議員不顧黨魁柯賓(Jeremy Corbyn)的反戰主張﹐竟投票支持保守黨轟炸敘利亞。上千名反對政府主戰政策的英人﹐在國會投票前後致國會門前抗議。他們的反對並不單純出於防範本國遭恐攻的可能性﹐更是基於人道主義關懷和反帝國主義政治。
在社群媒體上﹐英人反戰的聲音特別堅決。國會投票的結果﹐事實上是違背民意之舉。倫敦亞非學院發展研究所的哈尼爾教授(Dr Adam Hanieh)表示﹐英國普遍民意是反戰的﹐反對轟炸敘利亞。而這次上街頭抗議的人數減少了﹐他認為是由於民眾不都相信抗議行動能達到的效果。這是因為二零零三年上百萬英人的反戰運動﹐並未能阻止當時的工黨政府參與伊拉克戰爭。一般民眾這次未選擇參與抗議行動﹐和他們的無力感有關。
保守黨轟炸敘利亞為的是要摧毀Daesh﹐這個在西方伊拉克戰爭之前從不曾存在的實體。這場可能長達數年﹐消耗龐大資源的戰爭﹐對英國人究竟具有何等意義？
法立格先生(Abdullah Faliq)是一位活躍的社區人士﹐他是知名的Cordoba文化交流協會研究主任﹐也是倫敦市區大學(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宗教﹐衝突與合作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 Conflict & Cooperation)研究員。他表示﹕「軍事行動的事實﹐就是敘利亞人民的傷亡﹐在空襲威脅下﹐人民的日子更不好過﹐更不用說基層建設的毀壞。」
曾被美國拒禁在關塔那摩灣(Guantanamo Bay)三年﹐飽受折磨後無罪釋放的莫山貝(Moazzam Begg)同樣表示：「空襲是現代戰役之中最不長眼睛的一種…西方國家的空襲擊中的經常是那些反抗Daesh的組織﹐俄羅斯的空襲更針對所有反抗Daesh的組織... 空襲行動不僅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規模的難民危機﹐更造成人民傷亡﹐多數受害者是兒童。我的一位敘利亞朋友在邊境城鎮阿特麥(Atmeh)工作﹐他最近告訴我﹐有一家六個孩子都在美國空襲時喪命。而Daesh早在二零一四年初就已被逐出阿特麥這個地方了。這位朋友說﹐英國政府的空襲是火上加油﹐受害的是無辜人民。沒有一位敘利亞人會認為空襲的決定是為他們的福址做的。」
「更多的空襲會帶來更多的恐怖主義攻擊的威脅﹐更多的反恐法規﹐更多的種族仇恨﹐更多的Daesh﹐和更多孩子死亡。」
法立格先生(Abdullah Faliq)並表示：「當政者的說法是空襲將保護英國利益﹐防止恐怖主義攻擊。這讓人想起過去英國首相的類似主戰宣言 -- 所謂‘胡珊(Saddam Hussain)的生物無器能在四十五分鐘內攻擊英國’之說。看來我們仍未能學得歷史教訓。我們[英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幹預行動﹐在十年後仍帶給我們惡夢。」
「軍事行動及其意識型態不但不能擊敗Daesh﹐更會促使它加強﹐反而使它更有可能在英國展開暴力報復行動﹐」他認為。軍事行動及其意識型態對英國大眾﹐包括穆斯林社區﹐都有極負面的影響。「英國穆斯林已面臨著來自各方的威脅 -- Daesh﹐極右派﹐新保守派﹐和歧視穆斯林者。美國川普(Donald Trump)的『進止穆斯林進入美國』及『不敢進入倫敦的穆斯林區』之說﹐正是替社會上反穆斯林的歇斯底理症以及全球的‘文明對立說’火上加油。」
「首相的另一個主戰論點是﹐在英國過去一年來發現的七個主要恐攻計劃是從Daesh的基地瑞卡(Rakka)發動的。然而﹐[蘇格蘭國家黨的]艾勒克斯珊門(Alex Salmon)和其他國會議員已勃斥此說﹐他們指出﹐那七個恐攻計劃沒有一個是從敘利亞發動的﹐而都是[英國國內]各自行動的個人。」
部份民眾對英國空襲的支持﹐完全是出於恐懼感。造成恐懼﹐當然是恐怖主義攻擊要達到的目標之一。而當我們對自身生命安全感到受威脅﹐對死亡和毀滅的可能感到恐懼之時﹐我們可能同時會瞭解到被侵略﹐被轟炸﹐被剝奪生命的「他者」的狀況。過去愛爾蘭共合軍在英國進行的多次恐攻就是以此為目標。畢竟﹐恐怖主義是極端政治狀況下的極端措施。要遏止極端措施﹐就必需瞭解它極端政治的根源。
「Daesh是英美發動的伊拉克戰爭的最大遺產﹐」莫山貝表示。它是二零零三年伊拉克戰爭造成的政治壓迫狀況和宗派主義興起之結果。「而英國政府卻把丟更多炸彈當作解決Daesh之道﹐」他說。
主戰的政客喜歡談「文明對立論」﹐將Daesh當作伊斯蘭文明的極致代表﹐與西方文明水火不容。對倫敦亞非學院的哈尼爾教授(Dr Adam Hanieh)來說﹐這種「文明對立論」是完全誤導大眾﹐為戰爭製造意識型態上的正當性。
哈尼爾教授(Dr Adam Hanieh)指出﹐其實Daesh的思想之能夠存在﹐部份是源自「阿拉伯之春」人民革命希望的徹底破滅。二零一零年自突尼西亞展開的人民抗議活動﹐以致二零一一年間漫延到整個地區﹐包括埃及﹐利比亞﹐敘利亞﹐巴林﹐葉門等國的反抗運動﹐剛開始人民充滿了改變現狀的希望﹐畢竟這是中東五十年來規模最大的公民反抗運動﹐上百萬人有生以來頭一次投入政治活動。「人民走上街頭的基本動力與地區的資本主義型態有深切關系﹐」哈尼爾教授(Dr Adam Hanieh)表示﹐「幾十年來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重組﹐全球經濟危機的衝擊﹐中東國家由西方強權長期支持的那些專制軍警政權﹐都是人民起義的基本原因。」
「人民反抗的浪潮威脅到了那些受西方保護的極權政府﹐挑戰了他們的政經精英結構。於是﹐這些反抗運動就迅速被鎮壓了﹐被扭轉了﹐它們無法往前走﹐改變的可能性被摧毀了... 敘利亞阿薩德(Assad)政權造成的社會實質的毀壞﹐十多萬人的死亡和上百萬人流離境內境外﹐加深了整個地區的絕望感... 這種絕望感代替了二零一一年間人民初始的樂觀和期待。」
「是在這樣的空隙間﹐『伊斯蘭國』的組織能進入...『伊斯蘭國』和其他聖戰組織是倒退的症狀﹐表達的是撤敗與日益強烈的混沌感... 『伊斯蘭國』的世界觀﹐就是這種新現實的思想表現。清楚地說﹐『伊斯蘭國』的興起不像許多西方評論家的說法那樣﹐不能解釋為意識形態或宗教的結果。該組織的成長有很真實的社會和政治根源。」
Daesh呈現的是「挫敗的辯證學」，哈尼爾教授這麼說。西方伊拉克戰爭的毀壞下製造的分歧與仇恨﹐以及「阿拉伯之春」的被擊敗﹐醞釀出Daesh這個產物﹐它反映的是人民的希望無法得到實現﹐而Daesh的成長更進一步深化了希望的幻滅。
「雖然『伊斯蘭國』的思想框架明顯地無法說明人民面臨的各種危機﹐對某些人來說它卻與現實同調﹐為部份人提供了瞭解混亂和毀壞狀態的方式... 因此﹐與西方媒體傳播的形像不同﹐『伊斯蘭國』思想宣傳的主要內容﹐其實是很日常生活的﹐雖然它[在媒體上]著名的是暴力... 它宣傳的意識型態重要的一環卻是烏托邦﹐宣傳展現它境內人民生活的愉悅和穩定﹐以及無限的經濟活動。」比如﹐今年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Daesh的媒體中﹐有一半以上集中於烏托邦的主題。哈尼爾教授(Dr Adam Hanieh)認為﹐這是它對混亂和危機中求生存的人們最有力的號召。要擊敗Daesh﹐首要條件是給予人們希望﹐創造改變現狀的可能。
空襲敘利亞﹐恐怕如許多英人預測﹐會帶來無止盡的戰亂﹐毀壞和仇恨的惡性循環。法立格先生(Abdullah Faliq)表示﹕「我們必須知道，打敗Daesh的真正方式﹐是透過智識與政治的途徑... 智識方面﹐如土耳其學者卡林(Ilbrahim Kalin)所說﹐『這種爭鬥需在思想層次上進行﹐讓Daesh使用的方法失去正當性』。許多穆斯林學者和宗教領袖已在思想上挑戰了Daesh。」
「以政治途徑來解決問題﹐是所有意圖建立和平者的責任。智識和政治途徑的雙管齊下﹐是解決目前危機的唯一具可續性的方式。」
＊作者為獨立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