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思汀還提到美國醫療改革，他強調美國從1940年代就想要實施健保法案，努力了70年才走到全民健保這一步，美國人民不應該無法享有健康保險。他說這不是「最小主義」的傳統，也不僅是歐巴馬總統在2008年大選政見的成果，而是經過一段漫長的爭取歷程。對於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難題，應該由聯邦最高法院來解決、亦或是應該由國會來處理比較妥當？桑思汀說，在聯邦最高法院與民主程序之間，他確實比較偏好讓國會來處理這個問題。
但另一方面，當這個問題是由聯邦最高法院來處理時，桑思汀也認為大法官們不該背離大部分美國民眾的想法。不過桑思汀也促狹地說：「這個問題最後是由法院來處理，我總不能說『我很難過』，我也認為他們做了一件正確的事。但我確實比較偏好讓民主程序來處理這個問題。」由於美國的民主程序確實無力解決同性婚姻的問題，記者詢問桑思汀「美國的政治體制是否出了問題？」桑思汀承認美國的國會確實運作的並不理想，比方說美國國會傾向不同意移民改革法案與氣候變遷法案，「這一點對我們的國家來說不是件好事」。
在桑思汀來台前不久才剛剛在台出版的《剪裁歧見：訂作民主社會的共識》中文版，其實英文版早在去年3月就在美上市。他真正剛剛在美出版的新書其實是《憲政人格：英雄、士兵、最小主義者、沉默者》（暫譯，英文書名為Constitutional Personae: Heroes, Soldiers, Minimalists, and Mutes）。桑思汀在這本書中將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區分為英雄、士兵、最小主義者、沉默者四種人格類型。美國聯邦法院的大法官們在今年的同性婚姻案（Obergefell v. Hodges）中，看起來確實像是扮了一回英雄，桑思汀也表示他們做的是「正確的判決」，但這位「最小主義」的擁護者是否希望大法官在本案扮演其他的憲政人格呢？
針對這個問題，桑思汀表示他確實希望法官是「最小主義者」。而在性別歧視的議題上，聯邦最高法院多年來也確實如此。衡諸過去幾十年的最高法院判決，你不能因為人們是同性戀把他們丟進監牢，也不能在法律上對同性戀者有所歧視，桑思汀認為這些都是最小主義的做法。不過他也強調，最小主義者本身有一個危險的矛盾：「如果你是最小主義者，你永遠都該是一個最小主義者。」桑思汀認為，這並非最小主義的真正立場。桑斯汀說：「我們不想把最小主義變成一種『宗教』，最小主義是一種態度、一種假設，而不是一種教條。」
盛讚偶一為之的英雄法官
桑思汀將那些做出劃時代判決的大法官稱為「偶一為之的英雄主義」（occasional heroism），他說雖然他還是偏好讓民主機制來解決同性婚姻的難題，但是美國過去顯然沒有解決這個難題的環境，各方立場也依舊分歧。桑思汀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過去幾十年中作出的著名判決為例，反過來對那些「非最小主義」的傑出判決給予盛讚。他在訪談的最後階段說：「所以當我們的最高法院在1954年說，美國今後不可以再實施種族隔離，那不是一個最小主義者的判決，法院做的很好（good for the court）。我們的最高法院在1960年代晚期對言論自由的保障變得更為強勢，法院做的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