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每當國內發生重大爭議，台灣社會往往將釋憲視為終極手段，但信奉「司法最小主義」（judicial minimalism）的重量級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凱斯．桑思汀（Cass Sunstein）卻主張大法官應自我節制，理由是司法做得少一點，就能留給民主更多空間，不過即使如此，他也不排斥大法官偶爾當一次英雄；而換到政治人物，「最小主義」則未必適用，桑思汀以美國總統歐巴馬為例指出，對於一個大膽採取進步作法的領導人來說，只要他願意傾聽別人的意見，「最大主義」也不壞。
在美國法學界享有盛名、同時也是歐巴馬政府智囊的桑思汀於12月9日至12日來台訪問，除了在中央研究院與台灣大學等地舉行講座之外，他的中文版著作《剪裁歧見：訂作民主社會的共識》（Conspiracy Theories and Other Dangerous Ideas）也在台出版。《風傳媒》在桑思汀來台的首日上午對他進行專訪，儘管訪談時間不長，但桑思汀細膩而謹慎的思考風格與談吐，依舊讓記者留下深刻印象。
雖然才剛抵達台灣沒有幾個小時，當桑思汀在約定時間走進福華飯店的小會議室時，依舊神采奕奕地與記者握手寒暄，絲毫看不出長途飛行的疲態。當記者詢問訪談內容是否方便錄音時，這位歐巴馬政府的前「管制沙皇」則是簡單俐落地回應：「Yes, thank you.」而且附帶問了一句：「XieXie means thank you? XieXie, I don't mind.」（「謝謝」是「thank you」的意思嗎？謝謝，我不介意。）現場稍嫌生澀的氣氛頓時輕鬆起來，在笑聲中開始了對桑思汀教授的專訪。
學而優則仕 曾入白宮輔佐歐巴馬
桑思汀是一位極為多產的法學教授，在長達30餘年的學術生涯中，出版了包括超過30本專書、200篇以上的期刊論文，主題包括言論自由、審議民主理論、環境管制、網路資訊自由到動物權、社會權、行為主義經濟學。美國法學界在2007年引用次數最高的學者就是桑思汀，而且與次高的著名法律哲學家德沃金（Ronald Dworkin）相比，引用次數竟多出一倍，其影響力與重要性可見一斑。今年61歲的桑思汀曾在2009至2012年擔任白宮預算管理局的資訊及管制事務辦公室主任（Administrator of the 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Regulatory Affairs），以成本效益分析統整歐巴馬政府的所有法規，這也是他被冠上「管制沙皇」（regulatory czar）渾號的原因。儘管他本人並不喜歡、也不同意這個稱呼。
除了知名的「司法最小主義」（judicial minimalism）憲法解釋理論，「不完全理論化合意」（incompletely theorized aggrements）的具體實踐進路之外，曾執教芝加哥大學的桑思汀也深受芝大著名的法律經濟學影響，除強調成本效益分析的重要，並且與經濟學家塞勒（Richard Thaler）共同提出「推力」（nudge）理論。至於他對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與「公民共和主義」（civic republicanism）的重視，對資訊傳播與政治信念形成的細膩分析，都可看出桑思汀並非執著於法律解釋與法院判決的傳統法律學者，其學術觸角更遍及政治哲學、行為經濟學、心理學、公共政策、風險理論等領域。
桑思汀在法學界最為人所熟知的一項理論，可能就是「司法最小主義」。這個想法最扼要的介紹，可能就是他談「最小主義」專書的書名《一次一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司法最小主義》（One Case at a Time: Judicial Minimalism on the Supreme Court，中文版書名為《司法極簡主義》）。桑思汀認為大法官在解釋憲法時，最好聚焦在手頭上的具體個案，盡量不要去碰觸最根本的深層議題，不要試圖做出具有廣泛影響的判決。因為處理的議題越根本、或者涉及的範圍越廣，可能在社會上越不容易達成共識，這也會影響到判決的穩定性。而在面對越嚴重的意見分歧時，能夠具體處理手邊問題的「最小主義」，被桑思汀認為是值得被大法官採取的最佳方案。
盛讚小羅斯福的「第二權利清單」
桑思汀曾提及，包括政治人物與法官可能都會信奉「最小主義」。但他同時又高度推崇美國總統小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在1944年1月11日的國情諮文，因為他認為這次演講的確如小羅斯福所云，堪稱美國的「第二權利清單」（the Second Bill of Rights），補足了美國憲法本文與增修條文未能提及社會、經濟等相關權利的缺憾。桑思汀認為小羅斯福在演說中已經完整表述了國家的目標與責任：讓人民享有經濟、社會、道德的安全，因為沒有經濟的安全與獨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個人自由。
由於「最小主義」與小羅斯福國情諮文的精神顯然背道而馳，記者在訪談中詢問桑思汀教授，小羅斯福算是一位「最小主義者」嗎？將這篇演說看成是「第二權利清單」（而非秉持「一次一案」的最小主義精神）的想法，是否能夠與「最小主義」相容？桑思汀教授表示，所謂「最小主義」是針對法官主張的，他不認為「最小主義」對政治家來說是必要的。對法官來說，謹慎、謙遜、不要使用自由平等之類的「大理論」，大多數時候來說是件好事，即使法官們有些時候需要使用「最大主義」（maximalism）來爭取權利。
羅斯福新政並非最小主義
不過對政治家來說就不是這麼一回事。所以當小羅斯福在1932年成為美國總統之後，他提出了充滿企圖心的「新政」（New Deal），這一系列的計畫除了旨在提振經濟成長，也在於幫助民眾，小羅斯福也進一步提出了「第二權利清單」，但這當然不是「最小主義」。小羅斯福是一位小兒麻痺患者，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輪椅上度過。小羅斯福相信，如果你是一位殘疾人士，你需要坐輪椅、或者在視覺、聽覺上有所障礙，你仍應擁有一個體面的生活，不過這並非「最小主義者」的想法。桑思汀寧願這些因為選舉而擁有民主正當性的政治人物，去扮演一個「最大主義者」（maximalists）。
桑思汀認為，確保每個人都有過著體面生活的機會，在基本的住屋、教育及飲食層面不虞匱乏，對普羅大眾生活品質的照料，對他來說是政府的首要任務。如果在一個社會中，每個人的生活都過得好，其中有些人過得特別超級優渥，那還不算是太糟的社會。比起來，社會底層的人連小孩都難以照料、沒有地方住、沒有健康保障，那會是比較糟糕的情況。而不同社會階級間具有不信任感並非社會理想狀態，如果人們可以信任政府，那是好事，如果社會間每個人可以彼此信任，也是好事。政府有責任去贏得人民的信任，其中一個途徑是提振經濟，給予人民安全、健康、具有保障的生活。
最大主義不壞 「只要領導人願意傾聽」
桑思汀話鋒一轉，談起他曾為美國總統歐巴馬工作的經歷，他直言歐巴馬的許多施政都不是「最小主義者」的做法。桑思汀說：「我們進行了健保改革、金融管制改革，實施了許多減少溫室氣體與空氣污染的措施。對於一個願意大膽前進的總統來說，這（「最大主義」）是一個很好的想法，只要他願意傾聽別人的意見，而且不是受限在自己的小圈子裡。」桑思汀在提到這些改革措施時，不時輕輕地揮拳加強表達的力道，展示出他主張在憲法解釋上謹小慎微，或者說盡量保持「窄淺」的另一面。
當記者向桑思汀確認，所以「最小主義」是一項針對司法系統的主張，對政治家來說並不是一個好的哲學？桑思汀隨即指正：「最小主義（對政治家來說）可以是一個好的想法，但並不總是如此。」當記者追問，那「最小主義」在什麼情況下對政治家來說會是一個好的想法呢？桑思汀認為，如果政治家並不確定正確的方向為何，或是國民的意見極端地針鋒相對，此時「最小主義」（對政治家來說）就是一個好的想法。
談同性婚姻案 「法院做的很好」
桑思汀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今年判定同性婚姻合法化為例，他說美國在2008年還沒有準備好要接受同性婚姻，如果美國總統在2008年或是2005年高呼同性婚姻合法，這背離了美國許多人的想法。但在2013、2014、2015年之後，整個國家基本上已經可以接受這樣的想法了，這相當程度取決於國家當時的情況。
桑思汀還提到美國醫療改革，他強調美國從1940年代就想要實施健保法案，努力了70年才走到全民健保這一步，美國人民不應該無法享有健康保險。他說這不是「最小主義」的傳統，也不僅是歐巴馬總統在2008年大選政見的成果，而是經過一段漫長的爭取歷程。對於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難題，應該由聯邦最高法院來解決、亦或是應該由國會來處理比較妥當？桑思汀說，在聯邦最高法院與民主程序之間，他確實比較偏好讓國會來處理這個問題。
但另一方面，當這個問題是由聯邦最高法院來處理時，桑思汀也認為大法官們不該背離大部分美國民眾的想法。不過桑思汀也促狹地說：「這個問題最後是由法院來處理，我總不能說『我很難過』，我也認為他們做了一件正確的事。但我確實比較偏好讓民主程序來處理這個問題。」由於美國的民主程序確實無力解決同性婚姻的問題，記者詢問桑思汀「美國的政治體制是否出了問題？」桑思汀承認美國的國會確實運作的並不理想，比方說美國國會傾向不同意移民改革法案與氣候變遷法案，「這一點對我們的國家來說不是件好事」。
在桑思汀來台前不久才剛剛在台出版的《剪裁歧見：訂作民主社會的共識》中文版，其實英文版早在去年3月就在美上市。他真正剛剛在美出版的新書其實是《憲政人格：英雄、士兵、最小主義者、沉默者》（暫譯，英文書名為Constitutional Personae: Heroes, Soldiers, Minimalists, and Mutes）。桑思汀在這本書中將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區分為英雄、士兵、最小主義者、沉默者四種人格類型。美國聯邦法院的大法官們在今年的同性婚姻案（Obergefell v. Hodges）中，看起來確實像是扮了一回英雄，桑思汀也表示他們做的是「正確的判決」，但這位「最小主義」的擁護者是否希望大法官在本案扮演其他的憲政人格呢？
針對這個問題，桑思汀表示他確實希望法官是「最小主義者」。而在性別歧視的議題上，聯邦最高法院多年來也確實如此。衡諸過去幾十年的最高法院判決，你不能因為人們是同性戀把他們丟進監牢，也不能在法律上對同性戀者有所歧視，桑思汀認為這些都是最小主義的做法。不過他也強調，最小主義者本身有一個危險的矛盾：「如果你是最小主義者，你永遠都該是一個最小主義者。」桑思汀認為，這並非最小主義的真正立場。桑斯汀說：「我們不想把最小主義變成一種『宗教』，最小主義是一種態度、一種假設，而不是一種教條。」
盛讚偶一為之的英雄法官
桑思汀將那些做出劃時代判決的大法官稱為「偶一為之的英雄主義」（occasional heroism），他說雖然他還是偏好讓民主機制來解決同性婚姻的難題，但是美國過去顯然沒有解決這個難題的環境，各方立場也依舊分歧。桑思汀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過去幾十年中作出的著名判決為例，反過來對那些「非最小主義」的傑出判決給予盛讚。他在訪談的最後階段說：「所以當我們的最高法院在1954年說，美國今後不可以再實施種族隔離，那不是一個最小主義者的判決，法院做的很好（good for the court）。我們的最高法院在1960年代晚期對言論自由的保障變得更為強勢，法院做的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