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幾個小時裡，他都經歷了哪些思想鬥爭？從機場失蹤是否意味著他想像一滴水融入大洋一樣消失在倫敦的人群中，神不知鬼不覺地融入他「自己的國家」，從此把他的過去一舉抹殺？儘管他講一口純正的英語，但沒有錢、沒有合法證件，他的此舉此念是否已經在現實面前碰得粉碎？
楊燁先後在費．格林，教父邁珂．蘇立文和姨媽希爾達家居住。戴乃迭在返回中國前與楊燁匆匆見了一面，看到兒子面色紅潤了，眉頭舒展了，戴乃迭深感欣慰。
一九七六年一月，戴乃迭回到北京後給霍克斯寫信，大談兒子：
我離開倫敦前見到了我兒子，現已改名為大衛．蘇立文。看到他的身體狀況有明顯改善，我很高興，儘管他不肯同我說話。他仍有一些目前無法克服的問題，如拒絕承認他的中國國籍，拒絕出示身分證件，也不要申請學校入學。不過他很想找一份工作，盡早自立，也有過幾次工作機會。我想當他一旦意識到人人都必須按規章行事才可以工作，他也就不會拒絕出示證件了。他現在常常幫朋友、鄰居修剪樹籬、劈木頭、洗汽車等等。他也不惜去很遠的地方訪問他所認識的寥寥無幾的朋友。他下定決心一定要喜歡英國。他對英國的第一點批評是「這裡外國人太多了」。他的根深柢固的清教徒式教育常常會佔上風，他對我的姊姊說，這裡的許多電視節目都毫無意義，荒唐至極。這至少表示他還是有一定的判斷力。
戴乃迭還在信中婉轉地提出，不知霍克斯在倫敦的女兒們是否願意邀請大衛外出社交，她和姊姊希爾達都很希望大衛有機會結交更多的年輕人。「當然大衛也不是個容易交往的人，」戴乃迭也讓他們有心理準備，「因為他已經把自己在中國的全部經歷一概否定並遮蔽起來，而對英國他又瞭解甚微。」
楊燁雖然有過幾次工作機會，其中不乏理想合適的工作，比如翻譯科技詞彙或文獻，牛津大學出版社提供的翻譯編輯工作，都因楊燁拒絕出示證件，拒絕承認自己的中文名字而付諸東流。但戴乃迭對兒子的康復仍然很有信心，她對朋友說，認識大衛的人都喜歡他的溫文爾雅和甜甜的微笑；除了不習慣說中國人通常不用的「請」和「不用了，謝謝」等字眼外，大家也都覺得大衛是個彬彬有禮的年輕人。最令人欣慰的是他已經不再緊鎖眉頭了。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生於中國，旅居美國，書評雜文散見中美英報刊，著有《納博科夫的啟示》、《我的七七級》、《蘇利文和他的收藏》、《金絲小巷忘年交》，是中國翻譯家楊憲益先生最後三年的生活親歷者。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他翻譯了整個中國：翻譯家楊憲益與英籍妻子Gladys的傳奇愛情與人生》（蔚藍文化）
